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圆了城市梦——天水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调查

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调整或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对于发展壮大我省劳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近期，我们会同天水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天水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上海户籍之门再向“优秀农民工”敞开

1月7日，43名“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如果公示通过，这批“优秀农民工”便可优先申办上海户籍。而一同公示的“农民工先进个人”，通过后则可申办上海市引进人才居住证。这是上海的户籍第二次为农民工“开口子”。去年，上海曾为首批“全国优秀农民工”办理直接落户手续。     

返乡农民工培训不能仅仅为了他们不闹事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瞄准”率”不高，导致这一惠民政策常常遭到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两方面的冷落：农民工觉得培训内容“用不上”，而用人单位觉得农民工在培训前和培训后“区别不大”，还是不能真正满足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地方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输入地的企业联系，更多地从市场用工需求出发，结合农民工个人意愿，开展培训服务，使返乡农民工的培训真正成为他们个人更好发展的充电期，而不是仅仅为了让这些返乡农民工有一个地方呆着，不闹事儿。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

当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中、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而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也出现了其“新”的特点。本文就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参与上的“新”特点到提高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和措施上进行简单的分析。     

瞭望角

用干部岂能“换亲”？换届中的“届末现象”令人忧，农民工“底层化意识”危害大，歧视农民工进城的规定将被取消，警惕反社会晋性犯罪[编按]     

只有创业才能富裕亿万农民——访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罗久序

1月31日，新世纪以来连续第七年聚焦“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公开发布。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手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除推出了关于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外，文件还提及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个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好办法。政府引导农民工创业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而不“鼓动”；应注意创业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应长期重视农民工创业，防止新创企业短期内倒闭。农民工创业要充分调研市场，防范市场风险；慎重选择项目，要有明确的盈利模式；要量力而行，争取家庭的支持。     

私企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的对策思考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如今在一些沿海城市居然变成了“民工荒”。归结起来，民工权益受损是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而发起这场“用脚投票”的隐性反抗的正是变化了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社会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和不同。正是这些不同警示拥有大批“新生代”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必须正视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转变管理理念，实施人性化管理。[编者按]     

别让农民工问题永久化

近年来，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针对“农民工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比如，重庆市专门设立“农民工日”，加强对农民工的关爱；利用专项资金，确定专门的培训基地，对农民工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推行农民工医疗保险，保障农民工健康权益；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加大农民工维权力度等等，值得肯定和推广。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差异研究

通过以地市和县城不同城市规模地区为例，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实证模型，发现县城和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市民化意愿论证结果相一致，二者存在一定关联，提出对第二代农民工、低学历农民工、“四有”农民工实行有差别的分类市民化，通过就地就近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模式推进，对于其他行政等级地区亦可进行分类市民化。     

试析农民工主体意识的缺失与激发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而农民工主体意识的缺失已成为制约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农民工主体意识缺失表现在农民工进城的被动性及找工作时和打工过程中的保守性。因此，应激发农民工的积极主动精神、鼓励农民工努力开发自身潜力，主动寻求创新。     

“你幸福吗？”

国庆期间，央视推出一档“走基层”节目，派出各路记者，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节目播出后，引起观众强烈的兴趣。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记者在天津车站询问一外地农民工：“你幸福吗？”农民工不愿回答。摇头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记者固执，穷追不舍，     

“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市民化发展趋势下的住房政策调研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一般出现在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之中，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于受到土地和户籍二元化管理制度影响，出现了诸多城市新问题。该文从“农民工”住房问题出发，首先依据多项调查数据明确“农民工”住房供需情况：其次从现行城镇住房政策角度分析造成“农民工”住房供应不足问题等的主要原因；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比较日、英低收入住房供应政策，提出长期的居住地管理政策改革方向和短期的住房实物供应政策。     

农民工社会身份建构问题研究

农民工实现社会身份转换是“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重要内容，“农民工”这一称谓既表示了一种职业。同时又表达了一种社会身份属性，作为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种社会身份类型．农民工的标签粘贴和身份建构又不同于农民的身份建构。它不仅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自我角色认同的结果，更是一种社会各方面互动的过程建构。     

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社会属性的新论断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民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属性的新论断，是我党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促进城市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

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长珠闽等沿海地区外向型加工企业出口严重受阻，中国迎来了规模罕见的失业潮和返乡潮。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成为政府、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本文以对浙江省杭州市返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作为经验材料和叙事文本，通过“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三代农民工在进城打工动因、城市认同感以及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均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在发展理性的驱动下，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退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金融危机仍坚持返城务工。由此本文认为，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退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数说教育

3.8％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务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仅3．8％愿意回乡务农，75％的人“选择经商、开办工厂或去企业工作”，相关数据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教育的作用和需求提供了新的依据。     

农五师工程团：“四个突出”关注农民工权益

近日，农五师工程团飞龙公司在承建的工程团房产开发1#高层住宅楼项目中，对现场施工的56名农民工进行班前安全教育。农五师工程团不断加强和改进农民工管理，坚持“四个突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调动了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四个突出”，即：突出组织关心；突出权益保障；突出劳动保护和技能教育；突出生活关爱。该团一直把关心农民工的生活，     

对北仑外来农民工管理问题的反思与建议

外来农民工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贯彻实施“两创”战略的重大“安民”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新的社会管理难题。据社会学家预测，我国农民工队伍将以每年800-12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10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将超过2个亿。     

农民工眼中的住房公积金

建设部提出要将住房公积金覆盖农民工。这一被业界称为“战略性构想”的举动，在年轻的农民工阿强眼里是“一种有梦想的生活”。而在他40岁的工友眼里，由于害怕最后拿不到自己交的那一部份钱，而显得“一点也不划算”。住房公积金，一个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房者有其屋”的制度，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2亿多中国农民工来说，并非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