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去杠杆对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8—2017年的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结构性去杠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通过构造门槛模型,研究得出金融企业的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不存在门槛效应;运用广义矩估计模型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与前文一致。建议应采取结构性去杠杆的手段降低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去行政化”先行

中国科技创新在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战略支持下,在大批科研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行政权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行政干预问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要在科技创新中"去行政化",行政权力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乡土化”问题初探

乡土化是乡村治理赖以维系的微观基础。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去乡土化问题。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了熟悉乡土人情的人员和部门,乡镇干部频繁更替导致其难以顺利开展乡村治理工作,两地化作息使乡镇干部脱离乡村土壤,大学生村官难以融入乡土社会,这些都成为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忽视乡村治理中去乡土化问题,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绩效与风险承担——基于"去产能"政策视角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已被逐步淘汰,留存下来的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与绩效提升的新挑战.本文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从实证研究角度,探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去产能"政策对"去产能"行业的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提升了产能过剩企业绩效;同时"去产能"政策也显著降低了该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绩效,化解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价值

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等微观行为,进而影响公司价值。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水平有着正面的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水平影响公司价值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国有企业的公司价值;相对于中央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地方国企公司价值。进一步对企业规模异质性、受融资约束程度等的差异进行分析,在微观作用机制上,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挤出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抑制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是影响公司价值提升的重要原因。     

社会信任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蓄势谋远”还是“借势取利”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社会信任通过直接与间接缓解代理冲突以及降低管理层短期业绩压力,对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特定特征的企业...     

“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效应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不仅影响着国内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简要介绍,进而分析其经济金融效应,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等。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北三省“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新经济时代,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产业面临挑战,而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选取东北三省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相关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借助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够正向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属性能够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在东北三省区域内,长春市“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更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支持“三农”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引导作用。农业生产周期长,而且极易受到自然条件、经济周期等的影响,这一特点使得其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稳定的长期信贷,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出台各项鼓励措施，充分发挥对金融支持“三农”的引导作用，但要注意引导不是代替。     

社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     

“粤商”企业文化创新研究

“粤商”企业文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粤商”很有必要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为此,应对岭南文化和粤商家族企业文化去粗取精,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将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内部管理创新相结合,全方位创新“粤商”企业文化,塑造“粤商”企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