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平市林权改革实践的思考

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南平市在1995年、2001年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探索围绕“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再次展开。基本要求是“耕者有其山，耕者有其权，耕者有其责，耕者有其利”。力求实现的目标是“林农致富、村财增收、资源增量”。主要改革方式是：“以家庭承包为主，根据村情民意，实行分户承包、联户承包、小组承包、村办股份林场“等多种形式经营。在具体操作上采取如下方法：一是对前两次改革（即1995年、2001年）承包或转让未到期的集体林进行“回头看 ”，属合法、合理承包，没有暗箱操作的，要本着尊重历史和事实，予以确权发证，并对其下一轮伐期的林地使用权实行预先发包（期货）；对确实暗箱操作，违法违规承包、转让的，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收回重新发包。二是对有效承包的自留山予以确权发证。三是对仍在集体手中经营的山林按“耕者有其山、权利平等”原则，相对平均地发包给村内农户、联户或小组及其它经济实体；对边远荒山和采伐迹地，村内无法落实承包的可面向社会招标承包。在利益分配上，主要向林农倾斜，集体留10％以内山林统经营，90％的集体林将林木产权明晰到户，然后依村民意愿自主选择承包方式。对承包的山林，集体收取30％左右林地使用金（林地所有权归集体），70％左右的经营收益归承包户。这次林改的特点是突出解决林权产权问题，回归集体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经营收益权属村民共有的本来事实，调动林农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通过确权发放全国统一样式的林权证，使林农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     

林地承包到户,农村改革的又一里程碑

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解读《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近日,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林权改革求解山区经济

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国家将在5年内，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并在实地堪界登记后核发《林权证》。时商品林，农民可自主决定经营方向和经营模式，生产的木材自主销售；对公益林，可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利用林地资源，开发林下种养，发展森林旅游。     

林权改革将触动基层组织建设的经济基础

集体经济对于基层组织的运作而言。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激活了基层组织的活力。且加大了其运作的空间。因此，在当前进行的集体林权改革进程中，在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我们所应关注的不在于如何将更多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下放到户，而在于如何保证一定比例的山林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以维持集体经济。     

深化集体林权改革 提高林业发展水平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在林地上的拓展和延伸,是农村家庭经营制度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发展。庆阳市属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山川塬相间,地形复杂,共有林业用地1399．83万亩,其中集体林地1184．97万亩。面对林木产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阻碍了资金流、科技流和人才流等要素向林业聚集,制约了庆阳的林业发展的现状,我们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精神,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努力提高林业发展水平,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     

加快林地流转 发展现代生态林业

宁海县地处浙东沿海,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全县有林业用地162万亩、竹林20．8万亩、各类经济林1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是全省32个全山区县之一,也是省级生态县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海县率先进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林业发展注入了内在动力,2006年,又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完成了林业责任制的延包工作,核发了林权证,给承包户吃了“长效定心丸”。     

淄川区“两证一方案”林改模式的调查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如何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做到既提高经济效益和农民育林护林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生态保护和林业的永续发展,是林改工作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淄川区自2009年初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区县以来,在省、市林业部门的具体指导下,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政策新亮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解读

《决定》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出了新的政策阐述，第一个亮点就是一个“长久不变”，即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个“长久不变”，不仅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更加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包含了通过完善土地承包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更加充分、更加完善的应有之意，为农业发展、     

赞“新土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人们把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称作是农村的第三次土改。说到土改，我这是第三次赞土改了。     

“宜川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样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组织力量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效途径。     

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质疑——兼评“两权分离”模式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同志设计了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模式,即在保留国家所有权前提下,赋予企业经营权,以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这种模式在改革初期为理顺企业和国家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得到理论界和一些制定政策者的肯定。但是,笔者认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性质和深化改革需要出发,     

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是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形式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强土地承包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农民土地权益缺失及其保障措施

上个世纪,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广大农户根据承包合同依法取得了长期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土地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应当看到，目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飞速发展，出现的使用和收益以及体现资产性质方面的一些农民土地权益缺失问题成为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全面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基础工作

一、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包方组织，即普遍存在的村或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它具有社区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应该称它为社区合作社。它是经过改革形成的新型社区合作社。它和各类专业合作社（含供销、信用、消费、手工业、蔬菜、果品、家畜、家禽、渔业、林业、农机等合作社）一起构成农村合作经济的总体。     

对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探究——以江苏省沭阳县为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结合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制度集体所有的国情,家庭农场势必将成为农业经营的微观主体。文章以江苏省沭阳县花木产业的较为成熟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为例,对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在其地区内水稻种植业的应用进行探究,改进了原有传统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提出"政府+协会"下的传统农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依据,也为其他地区家庭农场的推广提供参考。     

浅析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正一、十八大前农村土地改革的几个阶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十八大前农村土地改革的几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国家推行的土地农民所有制。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从而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它使农民不仅拥有了土地,而且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二是1954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收回土地所有权,其目的就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农民个人直接所有的土地,也从土地无     

“合作社＋农户”：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模式

自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最初的形式“公司＋农户”解决了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但并未达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而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依托,带动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实现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是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理想模式。     

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大凤垭模式”为例

正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欠发达地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发展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是国家级贫困区(县),也是典型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该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出集生态绿化、特色产业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     

“苏南模式”需要创新——关于吴中区农村集体经济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从发展乡镇企业到乡镇企业改制再到目前的集体资产经营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苏南模式”也随之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笔者认为，“苏南模式”需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需要科学发展。     

食品安全危机中对“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反思——兼论阜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模式的理性选择

衡量国民福利水平,不只在于该国的GDP总值、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多少,而更在于其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食品安全就是其中之一。食品安全危机频发,二恶英、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给人们带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