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行为的实证分析:来自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利用两个国家级贫困县6003户、6803例大病患者的农户调查数据,考查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行为,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大病就诊决策和就诊费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大痛就诊决策受性别、年龄、是否外出务工、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大病就诊费用受性别、年龄、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人口规模、是否有其他医疗保障等因素的影响.     

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中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汇款只能部分补偿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前后家庭规模的变化,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留守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当前,在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输出地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和重视。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城市家庭在外肉类消费研究——基于全国六城市的家庭饮食消费调查

利用全国6个城市1340户家庭详细消费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家庭在外饮食中的肉类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城市家庭人均在外肉类消费在肉类总消费中仍占有显著的比重(平均近30%);居民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在外肉类消费有重要影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外肉类消费显著增加;不同代际居民的在外肉类消费差异明显。     

农村劳动力回流抑制了农地流转吗？——兼论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背景下,农地流转呈现放缓的趋势。本文结合农村劳动力回流新趋势,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就近就业还是外出就业,只要两种就业模式可以及时补充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就会抑制农地转出,相对而言,就近就业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大,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不会显著促进农地的转入。农村劳动力回流增强了就近就业对家庭农业劳动力的补充作用,进而延缓了农地转出;而回流劳动力并不能满足家庭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大。研究还发现,农户前期的资本投入(购买农业机械)对农地转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家庭、外出规模较小的家庭,其所形成的内部分工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目的]为探索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方法]文章以2018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专项调查数据为依托,引入非农就业特征、抚养比和代际同住变量,运用T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非农就业特征对农户能源消费结果有显著影响;代际同住、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均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的高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对商品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商品能源平均价格作用则相反;不同地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差别大且受消费偏好影响。[结论]研究表明,非农就业能够直接推动陕西农户生活能源由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向以商品能源为主转型,但家庭人口经济等特征使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的显著影响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产生不同变化。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问卷为样本,分析了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外出劳动力以文化程度较高的已婚青壮年男性为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农村内需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对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现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东、中、西、东北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按照消费类型来看,生活性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差额总体呈逐渐扩大趋势,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相比于收入增速的波动性更大,近年来有增速放缓的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增收机制尚待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农村消费环境尚待改善。未来,扩大农村内需要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着力点,并根据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地域特点因地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当涂 让务工农民学会一技之能

当涂县是安徽省有名的农业大县之一,农业人口54．5万人。全县共有农村劳动力32．8万人,其就业与转移以外出务工为主,平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0．1万人,务工已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农户家庭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选择与农户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比没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306.23元。同时,该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数量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     

外出务工、女性决策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影响——以陕西、甘肃、宁夏3个省份农户调研数据为例

本文检验男性外出务工致使女性成为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这一变化特征是否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利用陕西、甘肃、宁夏3个省份849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探索外出务工、女性决策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越多,村庄集体行动的参与程度越低;(2)务工人数对家庭事务是否由女性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务工人数越多,女性决策概率越大;(3)女性决策对集体行动参与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其平均处理效应约为-0. 3。     

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是否有不利影响?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相比,"仅父亲外出"显著改善了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因务工外出"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母亲因务工外出"会有利于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     

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家庭成员联系紧密程度研究——基于山西省临县120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家庭成员联系紧密程度为研究对象,并基于山西临县120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构建的广义比例优势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地理距离对家庭凝聚力存在冲击作用,地理距离减弱了外出务工人员回家频繁程度和给家里寄钱频繁程度;(2)留守妇女和儿童,有助于增强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家庭成员联系紧密程度,而留守老人则恰恰相反。外出务工现象将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核心家庭化,夫妻关系将成为维护家庭团结的主要因素;留守老人获得外出务工子女的生活照料将逐渐减少,依靠子女赡养将逐渐转变为依靠自身、配偶和社会养老。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及其对农户的影响——安徽省霍山县与山东省牟平县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对安徽霍山县和山东牟平县农户的调查资料 ,就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及其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在相对发达地区 ,农户的外出打工和非农业经营相得益彰 ,推动农户家庭总收入提高 ;而在相对落后地区 ,外出打工只是农户非农业经营欠缺的一种替代 ,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优势并不明显。在相对落后地区 ,农民外出打工对提高农户低层次水平内的人均消费水平影响明显 ;农户的基本消费 (吃、穿、行 )随着家庭打工人数增加而比例下降。因此 ,农户外出打工人数的多少对提高农村家庭消费层次影响更大。流动人口外出就业对促进农村消费水平 ,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AIDS模型研究

本文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份额前三位分别为粮食、肉类和蔬菜；地区差异是影响居民食物的消费因素之一；市场发育促进了水产品、肉类和瓜果等食物的消费，但减少了农村居民自产品的消费量；家庭规模对粮食、肉类、蔬菜和瓜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本文运用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劳动力外出可显著提高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而女性劳动力外出则显著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     

楚雄州农村劳务输出现状调查与思考

一、基本情况 2004年末楚雄州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16．5万人，比上年增加3．6万人，增长27．51％。其中女性6万人，比上年增加1．3万人，增长28．3％，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6．31％。从文化结构来看，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全州农村外出就业总人数的67．18％，从年龄在16-40岁的青壮年占全州农村外出就业总人数的88．96％，显示出青壮年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担者，外出务工相对于农业活动的更具重要性。外出到省会城市、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占外出务工人数的八成以上。外出务工劳动力从业类型以二、三产业为主。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户资料显示，来自本乡镇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增长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