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实际税负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以及税、费征管权合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税、费征管权合并显著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减税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大、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     

支持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效应分析及优化路径

税收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轮减税降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如政策传导机制不佳等问题,税制设计尚有很多优化空间。本文从建立竞争税制体系、完善涉企税制、推动直接税改革、扩宽地方财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减税降费、提升税收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企业税负与区域财政收入——基于51家陕西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带来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促进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2015年—2020年注册地在陕西省的5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角度研究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的变化对其所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降低综合税收负担率,进而对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有明显减少作用,但从长期看会增加其所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为提高区域财政收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与认知三个层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全球性减税浪潮与我国目前税政策取向

自2001年6月美国布什总统正式签署美国减税方案以来，世界性减税浪潮迅速扩大，这对我国税收自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就世界性减税浪潮的发展状况、原因及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取向等问题作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于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的改革路径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保证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政策。本文通过概述减税降费的政策基础,从五大方面分析影响减税降费政策的阻碍因素,针对这些问题作出改革路径研究,保证各类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实处,为今后减税降费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提供参考的价值。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TVP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2年1季度至2019年4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方程(TVP)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调整方向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明显,但存在一定滞后性,平均滞后时长为两个季度;产业结构减税措施有效性呈现明显差异,服务业减税效果更优,短期降低第三产业税负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分化,降低企业所得税更加有利,但降低个人所得税对消费影响更好;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较好,和减税政策相互影响强化了政策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为最优选择。     

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之间显著正相关,大股东减持比例加大也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滞后效应检验发现：在当期效应与逐渐衰减的滞后效应协同影响下,减税降费政策对风险承担存在持续性的影响。企业属性和特征差异下的非对称效果显著,减税降费政策更能推动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减税降费和企业风险承担相关理论研究,为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抑制大股东减持套利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结构性减税的空间分析及其政策选择

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增加支出和减税两个手段。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事实表明，增发国债的空间越来越小，政府投资的效果也逐步的减弱。因此，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将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两个手段一起使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结构性减税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