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再认识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中西方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上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信用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正在形成。然而,我国市场信用机制仍处在自然发展阶段,今后应强化市场信用机制建设,并与政府信用机制协同发展,让信用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标准。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北大核心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存在信用立法滞后、缺少覆盖全社会的征信机制、社会信用评级机制不完善、信用监管机制不完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机制不完善、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大数据征信促进社会信用资源的共享,应建立个人、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码,通过构建以大数据征信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全社会“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联合惩戒”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提升整个社会信用水平。     

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北大核心

良好的信用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当前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着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信用评价指标精准化程度不够高、社会信用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等风险挑战,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碎片化、社会组织信用制度建设滞后、社会组织诚信文化氛围亟待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人员匮乏等。因此,提出加快社会组织信用立法、健全外部监管体系、优化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提高社会组织成员的诚信意识、强化社会组织行业自律等应对对策。     

从法律之治迈向数字化信用之治：产生、实践与法理逻辑

社会责任不仅包含法律性义务,还包含道德性义务、政策性义务等。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法律之治在动员个体履行社会责任上的效果有限。数字化信用治理可以成为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员机制。数字化信用治理通过信用评级制度,以数字化的形式给予义务人的行为以整体性、概括性、动态性的评价,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国家—数字信用—义务人”的责任实现模式,以达到失序规制,体现“信用”内涵多样化和多元关联原则的正当性,以及责任承担家庭化的合理性。     

制度嵌入与文化嵌入:信用激励机制构建的新思路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信用激励功能逐渐彰显,有必要从内部认知信用激励内涵、类型,引入并解构嵌入性理论,从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两方面建构我国信用激励机制.制度嵌入方面,通过嵌入事前信用信息供给机制以缓释信用市场对信用信息的紧张供求关系,重构信用评级制度,纠正社会信用激励偏差,强化信用激励力度,从而为信用激励...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机制设计分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做好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做到“两手抓”，即一手抓内部机制建设，一手抓外部环境建设，而内部机制建设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关于建立区域信用评价体系的探讨

<正> 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作出不评经济“十强县市”,改评“信用县市”的决策,由省政府组织对所辖市州、县市等行政层次开展信用评价,初步收到了引导全社会公众关注信用建设,促进经济、金融双赢的效果。本文拟在总结湖北省信用环境建设一年来实践的基础上,对建立区域信用评价体系作初步的探讨。     

诚信进藏区必须求实求广

黄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强藏区社会信用建设，维护藏区安定团结，是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条件。为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开展信用建设工作，发挥信用建设支持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使良好信用成为全社会共同珍视的无形资产和重要资源，实现全州科学的社会信用建设运转机制，由州政府牵头，人行黄南中支承办的“信用黄南”建设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迈进。     

政府应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山东省委、省政府也十分重视信用体系建设，围绕建设“诚信山东”、“和谐山东”，积极组织深化改革，改善行政执法环境，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经济社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山东的实践，便我们对加强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了以下三点认识：     

县域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浙江义乌市打造企业、个人全覆盖的信用评价新机制,山东荣成市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为县域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和路径。江苏昆山市可以从诚信建设制度化、优化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和健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等方面推进县域城市信用体系建设。     

基于第三方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机制的构建

电子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信用管理的规范化。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建立国际通行的、以第三方信用评价中介机构为主导的信用评价机制。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以立法规范、行政监管、社会媒体监督、消费者参与的信用监管机制,以独立、权威、公正、专业的第三方信用评价中介机构为主导的信用评价机制和以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电子商务企业持续改进的内部信用管理机制。     

谈谈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社会机制,包括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和公共信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信用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熏良好的社会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它己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建立良好的社     

基于国家级中心城市定位的广州区域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增强城市软实力是建设广州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增强广州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软实力的有力举措.让“信用广州”这张名片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通行证,建设广州区域社会诚信体系,应该把信用道德教育、信用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将广州区域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与地方性信用法律法规建设作为抓手,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舆...     

基于区块链的社会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2021年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阶段的开局之年.为实现"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目标,探讨构建新一代安全、高效的社会信用服务平台,成为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区块链技术与传统信用信息服务系统的融合方案,探讨区块链数据结构、共识机制、链上链下协同机制等核心设计要点,为...     

电子商务与信用评估

信用是二元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以某种经济生活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信用诸要素有不同的结合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信用制度。与高度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以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为基本形式的发达的信用制度。目前,我国通常所称的“社会信用差”以及政府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中的“社会信用”主要是指     

提升政府信用的必要性及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然而信用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政府信用作为整个信用体系中最为核心和基础的部分,对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政府信用缺失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找出了其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我国政府信用的政策选择。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更上一层楼

新阶段、新起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方向和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基于四个方面的认识:信用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新要素;信用资本由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三维”构成,信用建设需要社会共治;信用资本需要监管和宏观调控;信用资本价值实现需要市场与公共服务体系。面临新任务、新目标,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更上一层楼。     

现阶段我国信用问题的表现、原因及治理对策

信用问题是关系甸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当前我国信用状况存在的诸多问题直接危及到经济和金融秩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羁绊。本文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相去勘远，解决信用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推进和分步实施，当前，应该以强大的舆论攻势实施拨乱反正，将不讲信用尤其要将“逃债有理”、“废债有功”的理论及行为予以彻底纠正：进而规范政府行为和会计准则，使全民树立诚信观念，此外，加强法制建设、经济金融运行的“防火墙”建设、社会信用制度及征信系统建存款保险机制建设等应作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良好信用的中长期对策。     

信用监管视域下纳税信用修复的功能优势及制度建构

作为完善事后监管的重要环节,纳税信用修复是对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的有益补充,其具有优化和升级政府监管职能的突出功能优势,可将信用监管机制内嵌于税收法治的实现进程之中。但从实践来看,纳税信用修复因立法位阶较低、实体和程序条件亟待规范而严重阻碍其功能优势的发挥。为此,遵循全面修复原则,以提升立法位阶、规范实体和程序条件为抓手进行制度建构,最终实现信用修复从“部门治税”向“多元共治”的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