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空间集聚调节效应的研究

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理论上构建纳入微观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收入分配以及空间集聚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展开比较静态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实证上检验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效应,以及空间集聚对上述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将降低企业内部劳动收入占...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基于嵌入模式的实证分析

结合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有异质性。从嵌入方向来看,前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前向参与的促进效应远大于后向参与的抑制效应;从嵌入深度来看,无论是浅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还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均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深度参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     

国内价值链分工会提升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2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文章从城市层面分析国内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内价值链分工会显著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并对中西部的推动作用更大,但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对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具体而言,国内价值链分工促进了国内中间品制造环节对劳动力的吸收;短期内降低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促进市场竞争、降低垄断利润并提高劳动要素报酬空间;通过提高服务业占比从而有利于国内制造环节的粘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中国应该加快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实现中间品内向化,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劳动议价能力,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的要素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利影响。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了生产率和工资份额吗——来自服务业的证据

运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劳动力工资的传导机制,为落实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自身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正效应最大,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稍弱,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最小.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制度质量作为国家比较优势的来源，可能导致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通过构建动态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标，论证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出口国对进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就提升3.65%。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国的制度质量是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作用机制，但该机制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该机制无法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国际垂直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中国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出现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引起广泛的关注。传统解释是投资和产业结构因素,但近年开始有部分文献关注国际分工的影响。在Ｊｏｎｅｓ、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１）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垂直分工的分配效应的理论与假说,结合中国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垂直分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垂直分工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且这种负效应与我国在国际生产分散化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阶段有关。我国要素禀赋水平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干预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1998-2009年相互匹配的数据,对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基于中介效应基本原理构建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机制下FDI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论证了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具体异质性特征。基本结论为:(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FDI对中国企业作用机制显著,即中国企业可通过FDI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FDI对国内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比较弱。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国内价值链、产品间关联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要素禀赋视角的探析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工业企业数据,从地区、制造业行业视角分析了国内价值链、产品间关联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分工地位不利于升级能力的提升;产品间关联度可以强化嵌入水平的正向效应,弱化并弥补分工地位的消极影响.将产品间关联、嵌入水平和分工地位分别作为门限变量,进一步...     

大分散与小集聚：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产业的集聚,而且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工业产出集聚与就业人员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存在互补效应,但该互补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后由强变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均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起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将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企业绿色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抑或挤出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促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基准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强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渠道,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相较于高管薪酬和劳动生产率,绿色化转型更能提升普通员工收入和工资率水平,且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化转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启示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本文作者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发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且GVC分工地位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整体GVC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制度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分工地位提升;行业层面回归显示研发投入和FDI对发展中国家电子及光电行业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产业创新全球化:问题、理论与区域整合

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价值链条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创新的全球化。产业创新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产业创新层次和前景与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类型有关,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或供应商)有着不同的创新含义。在新的理论的指导下,以鼓励内生增长和自下而上自为发展的模式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肯定,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推进知识的应用和分配成为政策关注的重大核心问题。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服务价值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附加值核算框架,测算出1999~2011年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内嵌的国内、国外服务附加值以衡量制造业国内、国外服务中间投入,并以此为依据采用FGLS估计国内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与嵌入结构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国内服务价值嵌入总额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显示负向影响;国内现代服务价值嵌入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均呈现负向影响。第二,从分样本层面来看,国内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对低技术行业组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强于对高技术行业组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而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在两组回归结果中均显示负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IFDI是否促进了OFDI——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利用外资(IFDI)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价值链分工地位和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2000~2014年世界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并对利用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外资提升了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外资在整体上提高了一国价值链嵌入程度,但未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得出利用外资降低了一国价值链上游嵌入程度,同时提高了一国价值链下游嵌入程度。分样本分析可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均提高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利用外资对发达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反而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来测算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该提升效应对高科技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更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客户集中度以及推动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中介机制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因此，通过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冲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是中国的有效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