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演进测度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山东省2011至2017年的相关金融数据,借鉴Sarma普惠金融测度方法,首先,从金融服务接触性、金融服务质量、金融服务使用性三个维度来分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其次,选取9项具体指标,在分配各项指标权重时使用目前较为通用的变异系数法;最后合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较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性明显,山东省普惠金融服务接触性增长乏力,涉农贷款方面出现下降趋势,成为限制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意见。     

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Sarma普惠金融指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适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体系,并运用该体系实证检验了广东省的社会、制度、经济等环境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具体影响。该测度体系包括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度、金融服务质量等三个方面共10项具体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人均GDP、政府支持水平对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则负向影响显著。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普惠金融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缩小城乡差距等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分析

普惠金融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国家先后批复“五省七地”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点,着力探索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试点推进中,如何有效、准确地刻画改革效果值得深入思考。本文构建包含覆盖面、可得性、满意度和经济效应四个维度的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以全国及部分改革试点为对象,从纵、横两个维度测度分析改革成效,并从发挥示范效应、推动融合发展、坚持数字引领、动态平衡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逻辑、测度与政策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伴随着贫富分化加剧而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而普惠金融作为提高经济平等和抵御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工具,理应成为赋能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通过创新性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方法测度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水平及其演变规律,比较研究IFI发展的关键要素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发现普惠金融赋能中间40%及底部50%群体的财富和收入效应不足以改变现实的贫富分化窘境。据此从供给侧创新、需求侧结构管理及监管格局构建等层面设计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政策。     

浙江省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研究

首先对浙江省金融机构网点数及贷款情况简要介绍,分析浙江省金融发展的整体现状,然后通过选择合适的指标体系和层次分析法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对2015年浙江省的普惠金融水平程度做实际测度,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给出浙江省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分析。     

共同富裕视角下普惠金融公平性测度:普惠金融是否实现益贫性增长？

基于我国2010～2018年CFPS中家庭金融数据,本文利用益贫性增长指标增长发生曲线（GIC）和益贫增长率（PPGR）测算在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获益程度是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通过Logit回归、改善因素分解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总体实现益贫性增长,测度时间内普惠金融公平性的提升是非连续性的,公平性改善的受益群体不断扩散;公平性改善存在城乡异质性,城市低收入家庭获得的公平性改善高于同分位点的农村家庭。居民普惠金融改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金融服务供给、家庭消费支出、家庭主观贷款意愿,金融消费支出对居民普惠金融改善贡献值最大,其次是金融服务供给。     

普惠保险及其发展水平测度

目前,普惠保险已走入人们视野,但其概念尚不明确。界定普惠保险概念应首先明确普惠理念是什么?本文对当前主流公平观进行辨析,发现罗尔斯主义公平观更符合中国普惠政策,因此,以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作为普惠保险的基本价值理念,给出了普惠保险的概念。本文分别通过对中国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的整体发展水平(2008～2016年)和分地区发展水平(2008～2015年)的测算及比较发现,中国普惠保险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包容性保险发展的整体水平差距明显,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加速扩大;而各地区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都大幅低于当地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且不一定与当地经济发展完全挂钩,地区间普惠保险发展趋势也各有异同。同时,我们认为,普惠保险发展可能是由特定社会观念下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并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普惠理念的真正认同、接受与践行。本文研究结论对普惠保险研究以及今后普惠保险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天津市普惠金融指数与影响因素研究

普惠金融这一理念在近几年来备受关注,本文以天津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天津市普惠金融指数并对天津市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作简要分析,建立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贷款情况和股票交易情况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显著的联系.总结实证研究的结果后,本文从金融角度对天津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提出建议.     

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北大核心

近年来,在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的同时,部分家庭仍面临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问题。本文从微观视角,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引起的偏误,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有效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家庭投资类金融排斥,对家庭融资类金融排斥无显著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个体金融知识、经济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投资风险偏好释放家庭金融需求,弥补正规金融发展不足,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低教育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研究为理解家庭金融和社会网络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拓宽居民融资渠道提供理论依据。     

普惠金融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普惠金融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正外部性影响,本文介绍了普惠金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归纳总结了普惠金融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文献综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中,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水平、改善城乡人口的医疗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1-2018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企业外资利用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区域医疗水平显著影响各省人均GDP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且提升效果依次递减;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各省人均GDP均有提升作用,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文章最后为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2015年、2017年、2019年三期居民家庭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可有效推动居民家庭财富增长,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财富产生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来提高家庭财富。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更能帮助低收入及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财富积累。最后,从政府、金融机构等层面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居民家庭财富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性和地理渗透性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指数,选取了2015—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对普惠金融的指标进行测度并通过随机效应回归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全国31个省(区、市)的普惠金融状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经济发展、交通便利性、居民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程度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教育投入和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保障作用、提升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建设信用共享平台和信用信息体系、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等政策建议。     

移动金融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分析

近几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突飞猛进,伴随着3G、4G网络的逐渐普及,移动支付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移动金融的成长为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在普惠金融的大背景之下,移动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