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及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也在逐渐暴露。对此,本文以公司金融理论为基础,运用动态GMM、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化总体上对企业杠杆率有非线性影响,在金融化较高和较低时提高了杠杆率,在中间区域降低了杠杆率;第二,过度负债和负利润会强化金融化程度对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弱化对杠杆率的降低作用;第三,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总体上能降低财务风险,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金融化程度上升会先降低风险,后推高风险;第四,金融化能够通过降低杠杆率弱化财务风险承担。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ESG表现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制造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企业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均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企业ESG表现对金融化的影响与制造企业权力结构有关,但与制造企业产权性质无关。两职分离的制造企业中ESG表现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而两职合一的制造企业中此种关系并不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以期理解微观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其产业资本收益率,该负向影响在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仍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企业内部配置更多金融资产,挤出用于产业设备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实体产业资本收益率。此外,持股多类型金融机构和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匹配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TFP。该影响具有延续性且呈现动态衰减趋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改善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差”,压缩企业融资成本;资金流入企业后持续发挥蓄水池效应并便利企业研发创新,最终促进企业TFP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伴随数字金融发展,国有、大型、高成长性企业TFP提升尤其明显。此外,适度有效的金融监管、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释放数字金融服务功能的有利条件。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

文章基于“财政金融关联”视角,利用2015至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三者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向推高关系,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实体企业、中西部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更强;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因此,提出改善地区金融营商环境、对差异化企业性质实施优惠帮扶政策以及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     

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传导研究——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的事实,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是抑制还是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从杠杆率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具有“双刃剑”效应,然而,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经济后果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高了杠杆率,基于Altman-Z值的风险分析进一步发现企业破产风险显著 上升,从而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观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 的实际效果,也揭示了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一个风险源,对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领域关于企业金融化效应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研究——中介效应与门槛特征

近年来“脱实向虚”成为我国实体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企业金融化问题抑制了实体企业对实业资产的投资,融资约束困境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负向影响。研究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报表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分析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在两者间起到的作用,并构建门槛模型,进而探讨企业成长性起到的非线性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2）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强融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实业投资的负面影响;（3）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企业金融化在一定区间内促进了实业投资。基于此,研究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是优化金融结构体系;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三是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实体企业金融化测度及现状分析——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实体企业竞争激烈,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供求错配,导致利润下降、主营投资回报率低,大量实体企业纷纷把资金投入金融领域,出现了实体企业“脱实入虚”的金融化态势。研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现状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实体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比3年及以上连续增加界定为金融化,应用卡方检验验证该界定方法的合理性,进而从总体层面、地区层面和所有制层面分析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现状。建议实体企业做好战略规划、规范经营管理,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进行投资决策;企业应充分利用资源,发挥企业的最优生产力;非国有企业应加强风险防范,控制好自身的金融化程度。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选择金税三期在全国试点推行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应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总体上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分析,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征税效应",抑制企业通过避税方式进行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资金供需方之间的"桥梁效应",促进企业信用融资和贷款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形成"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代理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外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既有的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税收征管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为深入分析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国家队”持股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化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国家队”持股对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信息环境是“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投机动机下的金融资产持有以及“国家队”持股比例较高时,其抑制作用越强;在抑制金融化趋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亦为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