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与FDI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外资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其对地区FDI规模的影响,并通过测算相关系数来分析FDI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敏感程度,分析表明：不论是增值税税负还是企业所得税税负,都对地区的FDI规模有较强的负面影响,相比于增值税税负,FDI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敏感程度更高。     

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中国FDI的快速增长和中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是否存在显著联系,地方政府是否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吸引FDI,是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大量文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注意到FDI进入动机差异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水平型FDI影响较小,即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存在差异性;(2)东部地区在环境规制强度没有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吸引了大量FDI进入,东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逐底竞赛的现象;(3)中西部地区在1993~2013年期间环境规制强度持续下降,进入中西部地区的垂直型FDI不断增长,中西部地区出现明显的逐底竞赛现象。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区位决策的互动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及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互动影响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09年19个省际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业外资与服务业外资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二者存在相互追逐的关系,制造业外资较为关注经济发展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而服务业外资较为关注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     

FDI、城市化与出口贸易——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砖国家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以分析测度FDI与城市化对金砖国家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并针对五个金砖国家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以考察各变量对不同国家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FDI能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与出口贸易在总体上呈正相关,但也存在例外情况;人口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出口。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运用中国2001—201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明显,但不利于我国的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大FDI进入第三产业的倾斜性政策导向力度;加强改革,加大第三产业对FDI的开放力度,发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和环境污染——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利用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有关数据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生产性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进口国和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制造行业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的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建筑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进口;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最能促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建筑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更明显;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明显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FDI对上海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上海FDI在上海产业和行业内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9年至2006年间FDI对上海三大产业贡献的影响。结论是：FDI对三次产业是有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次产业的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各产业的增加值提高0．290个百分点;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三大产业的确定效应系数分别为-1．41、0．64和0．76,即对第一产业产生负向效应;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正向效应;而对第三产业产生的正向效应又要大于对第二产业的正向效应。     

省级财政文化支出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5-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共文化事业对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对2005-2007年我国省级数据的描述统计发现,各省的财政文化支出占本省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且省际间差异较大。通过三因素文化支出模型的构建和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省财政文化支出的多寡主要受制于该省的财政能力,其次才是市场投资的推动,而公民文化需求的影响则最弱。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文化投入离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还很远,应当引起决策者们的重视。     

ＦＤＩ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因子分析

通过分解影响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子,并使用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测度了这些因子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影响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地区之间的外贸政策对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具有趋同性,而差异较大的是市场结构与技术吸收能力。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引资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应当立足实情,优化现有的外资政策,以推动本土企业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的Pane]Data检验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快速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利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因素;而东盟各国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工资、税收均是显著的负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和研究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本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比较新常态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模式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存在省际、 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在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谈中美两国烹饪教育的发展

从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讲授中餐烹饪的体验，对中美两国烹饪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     

FDI与贵州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对外贸易发展基础较差等原因,在全国仍处于落后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贵州对外贸易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对外贸易对FDI的影响程度比FDI对外贸的影响程度大,但长期则相反,这说明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以FDI的长期影响为主.现阶段贵州省应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投资效率,立足本地特色并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深入挖掘对外贸易潜力,为贵州经济增长注入活力,逐步缩小贵州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FDI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并就其成因进行简要分析,提出相关的建议.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对于注重宏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微观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利用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可以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大于技术交易的产出弹性;体现企业家精神的两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对经济增长有长期且重要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市政债券市场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进展,美国市政债由于其相对安全性,反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求,促使市政债发行量增加,降低了市政债市场溢价。同时,危机的破坏性作用引起了美国整个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市政债市场的改革则体现在官方监管制度改革、自律制度改革以及具有危机特点的产品创新。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市场透明度,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市政债发行者,促进市场效率,以重振美国经济,并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     

论美国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对美国政治的积极作用

美国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目的是为接近并影响权力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它对美国政治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助于促进议会制度的运转,有助于弥补选举中政党功能的局限性,有助于政企互动,有助于政府在国际、国内两个层次达成施政目标,有助于美国政府缓和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