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对澳直接投资:沿革脉络与破解困局北大核心SSCI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梳理,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大型国企进入澳大利亚算起,中资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经历了最初的探索、“矿业潮”时期的矿业和能源投资热,以及近年来的多元化投资阶段。随着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国,中国不得不直面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中资日渐复杂的心理,中资企业在对澳大利亚投资中更面临“竞争中立原则”的限制、高成本海外并购和后续经营管理等各种问题。分析表明,只有多措并举,政府层面改革国内监管与扶持政策,企业基于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决策,尊重投资国法律和习俗,主动、有序地融入当地市场和环境,才能增加“走出去”的成功概率。     

《经济》杂志合作伙伴活动启事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中国欧盟商会投资研讨会时间:11月7日6:30-9:00pm地点: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三层多功能厅费用:会员150元,非会员200元。LowesWealthManagement公司过去一年中的资产投资回报率高达35%。此次研讨会,LowesWealthManagement公司的执行董事JustinLowes将会介绍如何利用一些简单的价值投资技巧来改善您的投资表现。省域矿业投资会议时间:11月13日1:00-9:00pm地点: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由中国国际矿业工作组(CIMG)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联合组织,主要探讨中国各省份存在的矿业投资机会。目的在于促进在中国的矿业领域的贸易和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扩大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策略研究

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国家和行业分布特点以及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拉美的地位等.另外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与中拉贸易之间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中国在对拉美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投资国家分布不均匀、行业分布相对集中、美国因素的影响和拉美国家投资环境限制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政策建议.     

编辑手记

正发展战略是深化改革与促进开放的坚强保证。在本期的"发展战略"栏目,我们关注土地政策、对外投资、国企改革与民营企业转型。赵阳讨论了新形势下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若干问题。庞明川的研究发现,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相比,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在下降,他从市场变迁、政策红利变化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风险等方面对此做出了解释。高明华等区分了公益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本文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子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说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所引起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一个“全球公共物品”的视角

在当今由美国引起的国际经济危机下,发生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该文在分析了各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后,以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展开讨论。认为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基本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讨论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社会",所以各国在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具有封闭性、内在性的特征,应对政策的实质是以拯救本国经济为己任,这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内因;"搭便车"和"囚徒困境"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征。但保护主义毕竟是短视行为,自由贸易依然是世界经济贸易的主流。     

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实证分析——兼论国企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关系

一、引　言外 商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政府 ,企业或个人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形式对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并取得所拥有投资单位的部分或全部管理权和控制权。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 ,各国各地区经济的融合程度日益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膨胀 ,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了一般贸易行为。2 0余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正好遇上了这一契机。在开放政策和优惠承诺的激励下 ,外资不断的涌入中国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却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困难、经济效益日益下降 ,这使得在经济学界和其他社科领域都在争论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此消彼长的关系。深圳市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改革初期就引进了大量外资 ,本文试通过以深圳市为范例 ,用数量模型的方法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解答这一问题。二、数据和建立模型笔者以深圳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自变量和应变量来建立一元线性模型。年份 W =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 (元 )K =外商直接投资(US 1 0 0 0 0 )1 9842 2 57 1 86401 985 2 4 2 ...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我国对策选择

近年来,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融合的趋势.我国1983～2003年间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两者的融合程度正在增强.基于这一情况,我国的对外开放应有新思路,在投资和贸易流程方面进行创新,采取最优的国际经济资源转换政策,实施均衡发展战略.     

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美国对中国、新加坡制造业直接投资情况的基础上,阐述了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首先,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中,基于HS分类的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类商品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而且在此类商品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类别商品的贸易几乎是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在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类别的商品中,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的商品是中间产品.其次,美国对中国、新加坡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由于美国在该行业的公司内贸易比率很高,而且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属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形式,因此,美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大型项目众多,并购投资额占比大幅增加;行业集中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政府企业投资先发后稳,私人企业投资后来居上,中国FDI向全美渗透的步伐加快。中国对美国FDI大幅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资产价格下降和交易机会;中国政府的鼓励政策及国有企业的率先"走出去";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绕过壁垒投资的大幅增加;中国国内市场竞争与转型升级压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等。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资新趋势及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影响

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近两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美国、日本对中国部分投资的项目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技术与服务贸易投资比例上升;国外新技术的研究设计与开发测试相分离,新产品的开发、测试过程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增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及经济风险的控制也增添了变数。这些新变化正对我国目前产业发展及未来的经济走势产生着重要影响。这需要政府制定新的政策导向,采取更加积极的开放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     

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讨论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在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后,运用Geweke因果分解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地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PNTR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运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以此来分析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直接决定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议员的个人因素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几乎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不同群体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不能完全被议案的投票结果所证实。     

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逐步向产业内贸易发展,这一点在制造业中表现尤为明显.文章首先考察了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然后通过实证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而规模经济、外国直接投资则与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最后,文章针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断扩大,由此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本文介绍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的概况,重点分析了美在华直接投资时中美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最终提出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加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活动等措施采降低中美贸易顺差,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新形势下铁矿业海外发展策略研究

铁矿业海外发展势在必行,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为中国铁矿业海外发展提供了机遇,但铁矿业海外发展本身还存在较多问题,在分析机遇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新形势下铁矿业海外发展应注重投资与贸易并行;建立铁矿资源风险勘探专项基金,加强矿业企业融资能力;建立全球铁矿资源投资环境信息网络,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加大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强实施资源外交政策。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农业贸易与投资合作——基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分析

面对国内农业资源开发接近极限,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的双重压力,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农业资源,补充并扩大中国农产品供给空间、减小国内供给压力,是我国在新时期实现长期稳定的、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俄罗斯、中亚国家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和关键节点,农业资源丰富,但利用程度较低。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加强与该地区农业投资与贸易合作有利于释放其农业生产与贸易潜力,并降低中国对传统农业贸易与投资市场的依赖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农业贸易与投资合作的现状、障碍与潜力,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农业合作,通过多元化农业投资模式,形成对农业上下游全产业链的投资,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建设,升级农业贸易合作平台等途径拓宽农业合作空间,提高农业合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