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基于2014-2020年吉林省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吉林省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吉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技术创新

本文从理论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并选取我国A股2011-2020年期间的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由此而来。随着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普惠金融演变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必须环节,也是调整产业间升级、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本文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将产业升级细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深一步分析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后按照区域异质性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能产生中介作用;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在收入差距较高地区最大,在收入差距较低地区最小,同时在收入差距最高的地区,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而在收入差距为中、高等的地区,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作用。本文以产业升级为视角,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进行较为全面、具体与系统地探讨,有助于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为政府部门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工作中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企业创新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例

文章将甘肃省14个市州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重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并从企业创新水平的角度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河东、河西地区的影响程度略有差异;企业创新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在考虑分区域的情况下仍可得出相同结论。根据结论提出加大对数字信息技术领域基建设施的投入力度、加速产业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推动省内各地区发展协同并进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促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使用,从而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对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均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受到人口条件和消费水平的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科技金融投入、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科技金融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进行实证分析,并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从作用机制来看,科技金融投入影响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上来看,科技金融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明显,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据此,提出加快完善科技金融制度、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注重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平衡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而金融发展在驱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分析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199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区域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是非线性的,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至一定水平之上,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能更好地显现;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比西部地区更大,在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中,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完善地方金融发展体系、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助推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同时检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均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技术创新服务机制、培养高层次产业人才、刺激消费等,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金融生态多样性、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生态多样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生态多样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生态多样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分地区后发现,金融生态多样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能更大获得金融生态多样化发展释放的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我国区域创新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推动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区专利申请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分维度及东、中、西部分区域样本的探究发现,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创新的驱动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助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吗？——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金融发展新业态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是否产生影响值得探讨。文章选用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成本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中小型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且能够显著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升级。研究结论对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制造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