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自治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户为例

由于其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扶贫与人力资本投资协同战略：以广东为例

农业旅游扶贫战略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的重点是以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受益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从协同基础上看,广东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是农业旅游发展的瓶颈。三种主要的农业旅游扶贫与人力资本投资协同战略模式,有利于惠及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茶叶新品种技术扩散对不同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福建省茶产区农户为例

本文分析了茶叶新品种技术扩散在技术采用户和非采用户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并运用福建省茶产区农户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茶叶新品种技术扩散引起了茶叶收入和其他农业收入向技术采用户集中,而非农业收入则向技术非采用户集中;在家庭总收入方面,技术采用户的收入显著高于非采用户,茶叶新品种技术扩散引起了收入在两类农户间的不均等分配。     

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研究

转移性支付是政府实施再分配的一种手段,理论上应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正向再分配效应,这也是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的目标。然而,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居民收入微观数据,利用泰尔指数的区域分解方法,对转移性收入在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性收入缩小了全国和区域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但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没有起到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基于旅游感知视角的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淮安地区为例

文章将旅游感知视角为研究点,以江苏省淮安地区某县城里农家乐当地居民、游客及地方政府管理人员为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配问卷调查分析法考核3个农业旅游活动主体的感知,探索3个主体之间倾诉需求统一的结合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比淮安区域内农业旅游的亮点以及不足,分析得出淮安地区农业能源在开拓进程中,这三大主体拥有各自的感知需求,相互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并以此为基础针对相关问题,文章末尾提出了推动淮安地区农业发展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改进方案。     

贫困县农户收入增长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新化县农户收入增长、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重于工资性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兼业化倾向日趋显著.并且通过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户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实现贫困县农户收入增长,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根本在于加快贫困县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尤其是向农村第二、三产业转移.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在分析临夏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导致该州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与危害，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中部欠发达地区旅游用地规划研究——以湖北荆门市为例

在总结了中部地区旅游用地特点的基础上,重点从理论上分析了旅游用地规划中的旅游用地供需平衡这一关键问题,文章结合荆门市的实际情况,对荆门市的旅游用地展开研究;为确保规划的长期、有效和可持续发展;指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和需注意的问题。     

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研究——以福州市白沙镇为例

以福州市白沙镇乡村旅游地区为案例区,依据农户现有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农户就业情况、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四大标准,将白沙镇乡村旅游区农户划分成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混合型、旅游兼营型和旅游经营型。以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适用于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旅游经营型和混合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农户;五大类型农户的的五类资本的平均数水平较低,仅物质资本的平均指数较高为0.528,其他四类生计的平均指数都小于0.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管旅游优先旅游发展,推进乡村旅游人才建设,推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     

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环北京地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环北京地区140公里圈层以内(北京10个区(县),河北25个县)50个村的490位农户的随机调查分析,研究了该地区近年来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种植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种植业收入,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同时发现,耕地面积、非农就业和户主受教育水平也是目前影响我国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     

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研究——以湖州景区为例

本文以湖州乡村旅游地的游客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采访的方式,对乡村旅游消费者的群体特征、消费行为模式和消费构成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探讨——以迪庆藏族自治州S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级战略决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越来越被政府和社会认可。Z组织在推进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S村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发现,产业制约、人才匮乏、资源有限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通过扎根社区陪伴乡村组织和村民骨干成长,探索以服务为基础激发村庄活力、以生计服务为契机撬动乡村的内生动力、培育乡村自治组织以活化乡村文化、整合社会资源以打通产品销售渠道等帮扶S村发展的策略,这些服务策略适宜S村实际并取得一定成效,能够为其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情况研究——以甘肃省舟曲县城马村为例

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立足州情实际,创新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文章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马村为研究对象,围绕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究下一步发展的新路径。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1997—2009年农产品价格波动与我国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在农产品价格平稳波动时期我国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较低,小幅价格波动对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价格波动幅度剧烈时期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显著上升,价格较大波动对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结构性恶化趋势。     

旅游非优区县域旅游开发实证研究——以喀什地区莎车县为例

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制约,旅游非优区尤其是县城旅游非优区旅游开发存在诸多困难.本文以南疆欠发达地区的喀什地区莎车县为例,对其旅游业发展现状、旅游资源等级结构和区位条件等背景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旅游非优区县城旅游深度开发的途径与对策.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川西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生态旅游模式与效益分析——以四川省若尔盖县为例

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地形复杂,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水平低下,与"中心区"形成了鲜明的中心--边缘区域格局."中心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而"边缘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大旅游产业,符合川西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客观现实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起以生态旅游业为先导,生态农业、绿色特产加工业,特色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大旅游产业关系,能够充分利用川西边缘地区资源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实证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在对内蒙古区情现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研究现状等进行研判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的设计理念和研究方法,对影响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的因子进行分析和权重确定,选用因素法测算2013年内蒙古下达各地级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比例,实现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合理分配。研究发现:人口、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重点建设项目、开发区个数、计划使用情况、闲置土地面积、供地率、规划年均新增建设用地量、增减挂钩等用地政策组合是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的最主要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的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