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通胀目标中的资产价格考量——基于资产泡沫的视角

通胀目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变量。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大量货币投放下的低通胀率给政策规则的有效性带来重大挑战：传统以物价指数为测度的通胀目标不但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开支的新变化,而且无法捕捉当前已不容忽视的资产价格和投资品价格对居民价格感知的影响。通过建立具有信贷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可抵押的资产价格泡沫引入通胀目标,可以考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资产泡沫波动会抑制家庭消费,但有利于资金向生产部门聚集,促进实体经济生产;在通胀目标中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能够熨平泡沫波动、稳定经济;考虑资产价格后,泡沫波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得到降低,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宏观政策调控应注重资产价格对通胀水平的真实反映,结合形势需要稳定市场预期,灵活引导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通胀水平与通胀不确定性:马尔柯夫域变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1985年以来月度数据,基于马尔柯夫域变模型考察了通胀水平及其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我们将通胀的不确定性分解为两类成分:未来通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胀均值域变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高的通胀水平伴随着这两类不确定性成分的同时增大,这意味着通胀成本很大程度上和不确定性的成本联系在一起,稳定价格和维持低通胀环境可能成为央行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本文结果还表明,域变模型相对线性自回归模型以及ARCH模型更好地刻画了中国通胀率过程的特点。以往应用中忽略了这种域变特点可能导致通胀预测值相对于真实值的系统性偏差,或者通胀不确定性的错误估计。     

中国通胀惯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紧密相关。本文应用具有统计无偏性的"Grid Bootstrap"估计法和未知断点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了1980—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本文发现,在低通胀环境下通货膨胀仍然呈现相当高的惯性特征,这暗示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依然非常明显,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缓慢。计量结果说明,中央银行至少应该在出现通胀压力前一年采取措施,来应对高通胀惯性环境下的政策滞后效应。因此,新时期货币当局不仅需要保持对通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而且应该关注高通胀惯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刘易斯转折期的通胀及其治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及启示

从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已步入刘易斯转折期。国际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期内,部分国家的CPI均值上升,但高通胀并不必然出现;同时通胀也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包括CPI与PPI持续背离,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涨幅高于其它产品等。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转折期通胀治理的经验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在应对通胀时,要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要不断完善价格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体系,同时应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注重以结构性政策应对特定因素引发的通胀。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高通胀、高利率、流动性紧张时期中小寿险公司投资策略浅析

宏观经济基本判断、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举措 中国目前处于高通胀、高利率、流动性紧张时期，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5．4％，高通胀水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内来看，供给端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食品特别是猪肉价格、工资和房屋租金上涨过快；     

结构性通胀可能伴随我国城市化全过程——关于我国通胀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

根据物价指数上涨的原因，可将通胀分为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两类。我国通胀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更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治理结构性通胀应更为倚重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农业和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增长秘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通过拉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来抑制结构性通胀。     

预期形成机制的选择、宏观政策搭配与通胀预期管理

文章从中国宏观政策现实出发,分析了预期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搭配及通胀预期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学习型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仅能刻画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之间的趋势一致性与持续偏离,还能反映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物价预期指数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情况.从通胀预期管理角度看,宏观政策搭配不仅受基本面因素制约,还受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显著影响,并且应适时地由传统的"一松一紧"模式转变为"双松"或"双紧"模式.在当前形势下,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精确制导式"的定向调控,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完善经济供给面,以配合总需求并锁定政策目标.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塑造和稳定公众对宏观政策的预期,扩大政策调控空间,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我国新一轮通胀的特点及对策分析

由于治理政策应对得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很快得到控制。面临新一轮的通胀压力,我们应深入分析通胀产生和持续高涨的动因,才能在制定相应经济决策时对症下药,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政策目的。     

货币政策透明度、政策博弈与预期管理

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导是中央银行与市场利益各相关方博弈的动态传导过程,预期是其中的关键.通过构建包含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博弈模型,可以研究中央银行实施预期管理的宏观效应、预期引导和货币政策主动性.预期管理可以降低通胀水平和波动幅度,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预期引导效果正相关,信息披露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中央银行政策的主动性.因此,中央银行应重视对货币政策操作的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探索实施通胀目标制,赋予中央银行更高的独立性,并应提高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测水平.     

宏观政策转型、行政性干预调整与通胀预期管理

本文通过构建契合我国现实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剖析了宏观政策转型与通胀预期管理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1998年我国宏观政策由以行政性干预为主转型为以市场化调控为主的模式。在此之前经济处于预期陷阱之中,而在此之后宏观政策能在短期内遏制通胀预期。但是,受反通胀与稳增长之间抉择的影响,加上行政性干预对经济的主要作用渠道由对市场化调控的"溢出效应"转向基于微观预算软约束的"逆向选择效应","货币政策状态"与"信贷供给状态"可能出现不一致,从而对通胀预期管理构成挑战。据此,建议宏观调控应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前提,并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破除对行政性干预的过度依赖。     

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模式的探讨

分析现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模式,概可分为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四种类型,高增长并不必然伴随高通胀。高增长、低通胀是各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最佳选择和唯一选择。实现高增长要以扩大再生产和经济顺利运行为前提,实现低通胀则以适度控制货币供求量为条件,其难点在于寻求发展和稳定二者间的均衡点。为此,要打破对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种种制约因素,通过适当增加投融资力度、优化经济结构、输通流通渠道、谨慎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影响我国CPI吗——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

研究表明国际商品价格会显著影响我国CPI。因此,在制定调控物价的措施时,应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素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此外,价格传导机制具有滞后性,因而防范通胀比治理通胀更重要。     

俄罗斯的通胀与反通胀

面对近几年日益高企的物价,尽管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断采取调控措施,但通货膨胀仍在今年出现了加速恶化的态势。在国内民众对消费品价格飞涨结果不满情绪上升的压力下,普京政府反通胀的态度也显得更加凌厉,其所能运用的政策筹码也不断加重。     

理性对待通胀预期的几点思考

CPI连续三个月正增长,央行两个月内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引起了媒体对通胀预期的大肆渲染,导致了人们情绪上的恐慌。为此,文章认为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对待通胀预期;认清炒作通胀预期的危害;认识到在我国当前形势下适度的通胀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科学的实施通胀预期管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搞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通胀预期的测度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科学测度居民的通胀预期水平,是宏观调控部门有效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并实现物价稳定的核心技术环节。在对各种测算方法进行理论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我国1997—2013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净差额统计测算法、概率测算法、计量模型测算法等在我国的适用性。结果发现:不同特征的通胀预期有着不同的测算原理;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属于适应性预期,具有黏性特征,是一种有限理性的预期;基于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方法更适合于测度并预测我国居民的通胀预期水平。我国应从健全物价预期统计调查体系、加强与公众信息沟通、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等方面提高通胀预期管理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对结构性通胀的影响研究——基于拓展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化引致的可贸易性结构变迁纳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框架,结合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长期结构性通胀形成的理论作用机制,并使用包含89个国家的国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抑制了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相对价格(结构性通胀),且这一结论在高收入水平国家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服务可贸易性及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两条途径对结构性通胀产生负向影响。本文研究对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预测中国结构性通胀的长期趋势,以及优化宏观经济策略等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

与之前比较,2010年以来此轮通胀成本冲击型特征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是否应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如何有所作为已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对通胀容忍度的探讨,但规范性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 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 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有关通胀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应对问题。     

食品与非食品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非线性调整——基于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食品通胀率与非食品通胀率之间的测量缺口近期持续扩大,引起了市场广泛关注。文章根据1994年1月至2010年8月的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数据,运用两区制门槛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价格调整以及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食品通胀率与非食品通胀率存在门槛协整关系,而且估计缺口稳定,这表明测量缺口夸大了两者的真实偏离。文章还发现了食品价格传导的新信息内涵,即食品价格对非食品价格具有非线性的价格传导性:短期内偏离主要是食品价格上升造成,尤其是在高通货膨胀区制,偏离速度有加快趋势。两区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极端区制,食品价格通胀与非食品价格通胀具有双向的短期Granger原因,即两者相互领先;而在正常区制,食品价格通胀与非食品价格通胀具有双向的长期Granger原因。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本文构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工具对通胀预期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数量型货币工具则不显著;在短期内,价格型工具比数量型工具更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和可信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