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源头预防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研究,全面深入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源头上预防与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化解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中等收入陷阱"是较普遍的现象,比较优势的丧失、两极分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政府治理失灵是其重要原因。中国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速下滑、社会矛盾积累、利益失衡、改革与发展不协调和国际"捧杀"等。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有机衔接。     

马克思的人的二重性学说与企业的环境责任

马克思的人的二重性学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在统一,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生态经济人,实现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历史责任与社会义务。马克思的人的二重性学说是现代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     

“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

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在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失灵和新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困境: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信任,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稳定。因此,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内涵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平,而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利益调节机制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要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其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调适促成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再分配能力与市场规制能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利益调节机制。当前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聚焦,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一系列浮在表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整个改革和发展路径的重大变化,即在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的同时,必须更关注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问题,在市场化改革中"将社会带回来",以此促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让国家回归社会。     

经济增长、民生建设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当前中国需要积极倡导、不断探索实践的重大命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在2011年度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消除贫困与教育差距、增强社会的包容性更是焦点议题之一。虽然理论界对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与政策内涵已展开广泛讨论,但对如何践行包容性发展至今缺乏清晰一致的认识。包容性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的有机协同,当前践行包容性发展需把民生事业摆在首要位置。     

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基元组成的，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社会的一切关系归根结底也是利益关系。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诱发各种矛盾冲突的直接原因。当代中国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面对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会存在构建和谐社会，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包容性增长:生态经济建设的新理念

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它要求分配上执行公平正义的理念,要求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采取一种包容性态度。包容性增长思想引入生态领域,就是要发展生态经济,协调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生态协调与合作的共识,促进生态责任分配的合理化,这一思想也为我国未来生态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     

当前社会利益矛盾与政府调控

体制转轨时期，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各种利益之间的分化和矛盾，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系统的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和保持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和谐共进，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功能，是市场经济提出的客观要求。     

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多项利益主体的高度整合的社会、经济产业,由于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使得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不能自动协调,但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协调发展已成为各区域旅游业必须解决的问题.应在探讨区域旅游非协调发展的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看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利益协调,并将其贯彻于政府、企业、市场机制、协调机制等方面来加以实现.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政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问题正在向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提出挑战,诉求新的政治思维和经济模式,以保护人类家园.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生态政治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今日中国,重新审视循环经济和生态政治,为解决我国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提供思想资源.     

论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实践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在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中,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难,增加了审判的难度。中国没有对适用这项制度的条件做出具体规定,这赋予了法官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保证案件审理结果的一致性和相关法律的可知性、明确性,如何对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适用加以限制,是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中面临的问题。     

利益和谐语境下中国农业补贴的路径选择——以欧美农业补贴的借鉴为视角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补贴是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农业补贴的本质是实现多元利益的和谐,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相关利益机制的作用。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状况进行考量,针对中国农业补贴的运行现状及其反映出的制度缺陷,农业补贴制度的发展进路应以建构利益和谐为主线,从利益和谐互促、利益和谐共生和利益和谐的基点等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进行制度完善与创新。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设计及战略选择研究

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是众多城市发展的追求和目标取向。它顺应了城市经济良性运行和城市化经济协调运转的基本需求,必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就中国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而言,可从基本内核、基本要义、基本依托和基本保障等层面入手,切实转换思维模式,提升城市化品质、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建立成效分享制度与再分配政策及优化外部环境,此可堪称中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架构建设——基于发展视角的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需要.本文首先通过对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体系的梳理与分析,从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征性事实,其次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探究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原因,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分别提出从短期完善修正现有支农政策、中期理顺与开拓支农途径,长期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财政支农体系趋于完善等方法入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中存在的需求大于供给、财政支农体系混乱与财政支农形式单调等问题的对策体系.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有为政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

文章基于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大概念的普惠金融角度,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衡量普惠金融,用政策扶持、基层工作和基础设施衡量政府作为,分析了政府作为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好,西部农村政府最有作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应是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尤其是银行业务的使用度;有为政府应是全方位有所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以带门槛补贴为主的政策扶持并不有效,应慎用;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东中部地区政府则应夯实基层工作。     

新时期中国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体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建立和保持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本文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问题及对策。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互联网金融体系:本质、风险与法律监管进路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迅速,对传统金融行业的"鲶鱼效应"显著。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创新的产物,代表了金融民主化和普惠金融的趋势。同时,它具有第三方支付风险、网络借贷风险、"长尾"风险等内生性风险。在保护创新与普惠精神、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之间寻求平衡,是监管的基本原则和逻辑。重塑法律监管原则与逻辑,通过提供有效法律供给、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完善征信体系等是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可行性路径。     

我国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的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供水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水资源的日益稀缺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水价政策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居民用水还是农业用水,其价格都应该体现水资源成本、供水成本和环境成本。水价改革必须在确定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用水量的基础上,通过水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在水价格中的充分体现,兼顾水企业和用水主体的利益,达到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