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分析及其时空特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2)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3)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非期望SBM模型，文章对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时空格局、城市类型、效率损失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波动下降后有所回升，区域效率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态势，东北效率提升最大且提升单元具有“低投入、低产出和低污染”特点；效率沿河北至广东一线具有明显“凹陷”特征，区域内部效率变动较大。(2)环境污染、资源和资本冗余是各区域效率损失的主因，消费、财政收入和GDP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损失的重要期望产出因子。(3)效率领先型、协调发展型、效率突破型和绿色增长型城市是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改善的推动力量，绿色下降型、黄色增长型和黄色下降型城市的效率则亟需改善。(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和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城市环境效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时空分异、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30省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得到了有效协同,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良好发展态势,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上行轨道,两极分化现象正逐渐改善;(4)长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度将趋于一个稳态水平。建议政府重点关注各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平衡性、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律与进程、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绿色发展理念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

将绿色发展理念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结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5—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区域差异上,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三大区域之间、各省级行政区之间均存在差异,平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高效率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少数西部地区,中低值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与部分西部地区;(2)在演进特征上,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密度曲线整体表现出右移趋势,不同的时间段内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发展速度,在位置、峰度、形状等方面存在差异,并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3)在影响因素上,政策、城市化、规模、社会、结构和环境因素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绿色发展理念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与传统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有所不同。     

区域低碳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形成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国内外竞争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产业创新已经成为国力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从低碳和协同的视角,首先分析了区域低碳产业创新体系形成机理,然后构建了区域低碳产业协同创新体系,最后结合实证提出了“统一布局（机制设计）—源头创新（产业链整合）—互动渗透（技术扩散）”的区域低碳产业创新体系实现路径及相关对策。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地区差距与影响因素

利用GIS空间分析、泰尔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系统研究了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特征、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三大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各区域增长趋势极为相似,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1999—2011年三大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差距逐渐减小,呈现出持续收敛的态势。组内差距成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组间差距的贡献度从52.37%下降到26.19%;③可流动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不可流动要素(土地)的现行利用方式不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④从全国来看,耕地稀缺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但区域间存在差异。因此,在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同时,应该开始关注区域内部不同省份间的差距,向纵深方向推进;需要建立更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改变现行的土地利用方式,提升城市内部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可以通过外部约束(如耕地保护)来倒逼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     

市域协同创新水平动态评价及可视化分析

相较于省域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市域层面动态评价结果更能展现区域发展特征,可视化分析能更好地反映出地区差异。基于协同创新基础、协同创新合作和协同创新产出3个维度,构建市域协同创新水平动态评价及可视化分析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进行整体及分项评价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市域协同创新水平差异显著,存在“南高北低,两极分化”现象;南京得益于其丰富的政治、经济、教育资源,协同创新水平最高;苏州居苏南最高,经济环境和沪宁辐射推动其协同创新发展;徐州赶超部分苏南城市,与其区位优势和教育资源密不可分。将时间因素纳入动态评价方法,并采取多种可视化方式呈现结果,提高差异辨析速度和效率。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创新环境影响因素

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创新差距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探明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构建富有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DEA方法、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了中国2001—2015年的区域创新效率及区域差异,利用NICH指数和Hurst指数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创新效率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借助Tobit模型分析了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1—2015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减,2013年后出现明显的交替节点;②中国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差异趋于收敛。其中,总体差异主要由地带内差异引起,且地带内差异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地带间差异仅占总体差异的1.96%;③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其中,东部各省市的创新效率分布比较稳定,中西部地区均衡化趋势明显,创新效率“东—中—西”的分异格局逐步弱化;④未来,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西—中—东”递减式空间布局将得到延续和强化;⑤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金融市场和创业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但各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低碳竞争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在我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基于DPSIR模型构建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4—2019年的低碳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诊断阻碍低碳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14—2019年长江经济带低碳竞争力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省市低碳竞争力水平差距较大,呈现出“下游较强,中上游次之,局部跳跃”的空间格局。（2）驱动力和响应子系统的贴进度呈上升趋势,而压力、状态及影响子系统的贴进度均呈下降趋势。（3）长江经济带各区域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主要障碍因素集中在响应、驱动力及状态子系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是最主要的障碍因素。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2000—2014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借助Tobit回归模型分析低碳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14年我国低碳经济静态绩效发展水平不高但省际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得分是造成低碳经济发展绩效静态差异的主要原因;②低碳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类型区之间的集聚态势减弱,各类型区向着相互掺杂的态势发展并在空间格局上初显出“大杂居、小聚集”的分布特征;③2000—2010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动态绩效增长明显,2010—2014年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十余年间中国低碳经济动态绩效变化实现了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推动向技术进步推动的转变;④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低碳经济发展绩效动态变化差异较大,掣肘低碳经济发展动态绩效变化的因素随研究时段、地区的变化而变化;⑤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碳排放总量始终是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其它因素也影响着低碳经济发展绩效的变化。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比较与发展策略

文章综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工程韧性4个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4—2020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四类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差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予以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的分维度指数具有相似分布，依次大小均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其中再生型城市各维度均值处于领先地位，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相对靠后。成长、成熟、衰退、再生型城市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2)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成熟型>再生型>衰退型>成长型”特征。就区域间差异来看，成长—再生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成长—衰退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小。(3)市场规模、科技投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且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     

中国城市碳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优化研究

在碳效率视角下,考虑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城市碳效率进行测定;构建空间马尔科夫链,从城市尺度研究了中国碳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趋势;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类型碳效率类型内碳排放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效率呈梯度上升趋势,但整体碳效率仍处于中下水平,提升潜力巨大;城市碳效率水平具有稳定性,低效率类型城市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高效率类型城市虹吸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给出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议。     

科技带动视角下的区域低碳经济效率研究

在各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具有重要带动作用。通过建立表征科技投入与“降碳”产出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内地30个省级区域（西藏由于数据缺失,未纳入统计范畴）2006-2009年低碳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将动态效率增长、静态效率评价及投影分析相结合,细致分析了各地区低碳经济效率水平、分布特征、变化动因和改进重点。研究发现,全国低碳效率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地区经济水平与低碳发展效率相背离的现象应当引起关注;科技投入的支持重点应当向“节能降碳”领域进一步倾斜;高等学校应当在低碳技术开发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成因

以中国“八大经济区”和“四类等级城市”为两种空间维度，对财产保险行业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探索性研究，通过数据包络建模对2015—2017年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全险种经营效率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并通过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2)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财产保险市场发育程度更高，但财产保险企业经营效率还要受到区域垄断性、市场空间、气候条件、公共财政支出等因素影响，从而使大西南、北部沿海等区域财产保险企业拥有一定的经营效率优势。基于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具有区域分布规律，应充分重视区域空间关联，在促进财产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可采取有关对策建议。     

基于卫星遥感大数据的长三角空间一体化发展态势、演变特征与治理对策

利用2014和2018年长三角区域115个城市中心城区和县(区、市)域的建成区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空间发展态势,发现区域空间整体呈现拓展趋势,中心城市、都市圈和交通干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三省一市”空间呈梯度差异,普遍扩张与局部收缩共存;省际毗邻区空间扩展较快,上海与周边区域协同能力较强;区域空间、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协调,部分地区存在“空心化”风险。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完善规划引领下的空间协同治理机制,加快推进都市圈和省际毗邻地区发展,促进区域空间、人口、产业协调联动,建立区域卫星遥感大数据空间监测管理系统,提升长三角区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进行测算,分析探讨我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各项投入的冗余率和产出的不足率均呈波动下降趋势;五大城市群的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均有一定程度提升,但提升幅度和集聚情况存在差异;流动人口多样性与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放大创业的经济功能,应立足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区域差异,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降低流动人口落户限制,提升人才结构的多元化。     

鄂皖两省旅游发展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

基于超效率DEA-MI模型对鄂皖两省29个城市旅游效率与曼奎斯特指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武汉和黄山两市旅游效率始终保持有效,咸宁市的效率排名进步最大,合肥的效率排名降低的幅度最大,各个城市的旅游效率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2)区域维度上,鄂西圈旅游效率的进步最大,区域内部各市的效率差距不断缩小;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效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区域内部差异较大;武汉都市圈和皖北区域旅游效率名次均值较低,其中武汉都市圈内部各市之间的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而皖北区域城市效率差异不断缩小。(3)两省的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快速上涨的态势,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地级市州之间旅游效率增长的差距正逐步缩小,更加均衡;鄂皖两省在2009—2012年间旅游效率增长速度最快,近几年增长的动力已逐渐放缓。最后研究分析得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交通条件、技术创新、政策因素和行政区划变动都对不同城市不同阶段效率的驱动程度不同,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分位异质性——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补链、固链和强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工信部最新认定的5批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刻画其区域和产业分布特征后,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集聚分位上的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1)不同批次“小巨人”企业区域分布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且总体呈现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并高度集中于五大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聚集特征;行业分布则呈现制造业超过半壁江山,但比例轻微下降,生产性服务业比例稳步递增的趋势。(2)产业基础、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且上述因素对于不同分位集聚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3)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仅对低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无显著促进作用,不存在“大者通吃”现象,人力资本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营商软环境仅对高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程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两者的影响均随集聚程度提高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