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质认定与企业供应链伙伴数量——基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优化整合供应链伙伴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认定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资质认定对供应链伙伴数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认定显著增加了企业供应链伙伴数量。机制检验表明,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认定通过提升市场关注度、推动实施战略变革以及增加企业商业信用三条途径影响企业供应链伙伴数量。进一步分析表明,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认定对企业供应链伙伴数量的提升效应在独立董事规模较大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通过探究供应链伙伴数量增加的经济后果发现,供应链伙伴数量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供应链伙伴数量角度丰富了信号理论的研究,也为政府资质认定政策助推中小企业优化供应链伙伴关系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发展与科技中小企业成长——来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证据

科技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微观基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对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越来越深远。本文基于2016—2021年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据,构建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成长。但这一影响关系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所在地区营商环境好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其成长能力受到金融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缩短首次公开募股（IPO）进程和降低试错成本,是金融科技发展促进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的内在机制。这一结论从金融科技发展的视角,丰富了关于科技中小企业成长能力的相关研究。     

完善培育链 驱动创新链 强化政策链 嘉兴垒起“专精特新”发展新高地

<正>嘉兴市以产业为基础、创新为驱动、培育为手段、服务为宗旨,全力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并不断取得新突破。2022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0家,列全省第3位。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4家,列全国城市第21位、地级市第4位。完善梯度并进的培育链嘉兴市通过“十百千万”梯度培育、“一企一策”专业诊断、“两化改造”攻坚提速,走出了“专精特新”新路径。     

组织韧性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

VUCA时代背景下,创新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灵魂,组织韧性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以2013—2022年A股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企业组织韧性越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越高。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组织韧性能够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地位,进而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第二,组织韧性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第三,组织韧性能够提升行业市场化水平,进而改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组织韧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组织韧性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从而带动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结论可丰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企业借助组织韧性提高创新质量,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从“低丘缓坡”到“崇山峻岭” 丽水：“绿谷”中走出“小巨人”

<正>被称为“浙江绿谷”的丽水市,以“山高人为峰”的胆略和气魄,精耕营商环境“土壤”,精挑优质培育“种子”,精锻特色产业链“枝干”,护航“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走深走实,让小微企业从“初长成”到成为“参天大树”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阳光雨露”。目前,丽水“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从“低丘缓坡”到“崇山峻岭”的巨变,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22家、省级“隐形冠军”17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12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415家。     

政府扶持与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科学发挥政策扶持作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本文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2012—2020年省级民营企业扶持政策效力指数,以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府的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扶持政策推动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相较于需求型政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供给型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资源困境,需求型政策仅在竞争激烈行业中稳定市场预期,而环境型政策则专注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地,基于异质性视角,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促进作用明显。本文为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协同,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专精特新”战略、家族涉入与技术创新

利用前3批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家族企业2010-2020年样本数据，基于与发达国家“隐形冠军”企业及中国普通创新型企业的对比，探讨“专精特新”战略和家族治理特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家族企业实施“专精特新”战略的财务特征和竞争优势。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战略带来的市场竞争力、研发人员投入和政府补贴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而家族管理涉入会阻碍技术创新发展，除非家族管理成员具有高水平学历背景；“专精特新”企业比普通创新型企业拥有更大的价值贡献优势，并且持续技术创新需要稳定合法的市场化外部环境。     

“全国双第一”的背后

<正>制造业是富民强省之本,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特色和金名片。至2022年底,全省拥有规上工业企业超5.5万家。这其中,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146家、省级隐形冠军企业342家;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8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67家。全省所拥有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北京 打造专精特新首善之都

<正>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力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新型工业化蓬勃涌流的不竭源泉。北京市围绕构建梯度培育根基,优政策、优服务,助融资、助上市、助宣传,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89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95家,总营收超8000亿元、总市值超万亿元,总体呈现“高精尖、高研发、高成长”特点,全周期、立体化打造专精特新首善之都。     

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产业集聚——“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察

服务业在一个经济体的集聚不仅会受到要素供给与贸易环境的制约,也会受到营商环境的影响。通过放宽中心—外围模型的假定,推导制度环境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变化对服务业集聚影响的理论机制,并选取“一带一路”60个国家（或地区）2009—2019年的营商环境总体情况数据考察营商环境与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集聚存在可量化的正向影响,这种关系在现阶段是线性的,且效应大小存在地区与国别差异。二者的相关关系在发达国家、东亚及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结论表明,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效应很大程度取决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因此应建立各国间政策互通机制,提升区域内服务业投融资与营商便利性,加大制度供给的多边协调,打破制度壁垒、贸易壁垒与其他可能的歧视性行为。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推动产业协同集聚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国家级高新区是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之一,其设立能否对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是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讨论,也是对制造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向产业协同集聚转变的验证。本文基于全国283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影响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净效应显著为正,且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和自抽样法下仍然成立。动态检验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动态促进作用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即影响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降低后上升再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级高新区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协同集聚的水平,而东部地区设立国家级高新区对产业协同集聚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证实了,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能够从市场化水平和FDI等途径提升产业协同集聚的水平。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影响效应评估——政策动态过程与政企互动视角

选取2003-2016年城市数据样本，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分批次确立的特性，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和处理效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的整体效应、长期动态效应和批次效应。结合城市创新微观主体构成特性，分析属地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及企业类型异质性对属地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在长短期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越早确立的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效果越显著；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企业集团作用大于上市公司和一般企业。最后，提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建议。     

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其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而存在差异。为了探究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具体影响因素,文章选用浙江省2005—2014年22个制造业行业作为样本,用区位熵指数测算制造业产业集聚度,采用面板数据建模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做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规模经济和历史因素对产业集聚有促进作用,地方政府政策会降低产业集聚度,但FDI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却不显著。     

上海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特色实践

<正>上海市自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目前,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9819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685家,占全国总量的5.29%,全国城市排名第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8家,占全国总量的3.17%,全国城市排名第四,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58家专精特新企业A股上市,79家本市科创板上市,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中国制造产业链集聚的生产率效应

发挥产业链集聚优势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和推进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在专业化和多样化空间集聚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上下游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假说,构建了基于区位熵和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链集聚指标,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链上游、下游空间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下游空间集聚的作用大于上游空间集聚,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市场集中度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而固定资产占比下降能够强化产业链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链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产业内在发展特点和外部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从产业链集聚视角为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创新的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我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总体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和区域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在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此外,影响路径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促进创新.因此,各地区应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抑制委托代理冲突.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熵指数分别测算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式分布。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具有可靠性。异质性考察发现,基础研究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明显,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