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经济综述(2005年)

本文着重从2005年中国经济出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入手,跟踪国际权威机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及海外媒体对我国经济形势的看法评论、观点建议等,归结起来主要包括:(1)对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判断;(2)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评论;(3)人民币汇率问题;(4)中国的贸易;(5)能源;(6)房地产;(7)宏观调控;(8)未来经济预测等八大方面。     

经济改革与绩效:中国与越南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越南分别在1978年、1986年启动了经济改革,两国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尽管改革的背景和特征大体相近,两国的增长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文章研究发现:(1)中国与越南在其初始条件、改革与经济管理的方式上是相似的;(2)两国的增长不仅兼有量与质的差异,而且当两国在加速增长之时,增长上的差距就会扩大;(3)中国与越南增长的差异主要由政府效能上相当大的差异来解释,而不是以制度特征或人力资本上的显著差距来解释。     

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提出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机理的理论假说,运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资源型产业经济增长和产业人口规模增加通过规模增长效应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带来显著抑制作用;(2)技术进步因素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能有效控制和降低资源型产业碳排放,进而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起驱动作用;(3)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正向驱动作用;(4)低碳规制能有效发挥能源效率和产业内部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作用,同时有效降低能源消费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抑制作用;(5)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应当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最大限度实现低碳规制的正向促进作用。     

扩大内需举措的再思考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滞后效应 ,严重制约着我国出口的增长 ,以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增长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因此 ,我国政府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扩大内需的具体对策。一、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我国的基础设施应在坚持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基础上 ,努力扩大筹资渠道 ,实行投资多元化 ,推进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具体措施是 :( 1)扩大企业债券和地方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 ,增加证券市场的融资 ;( 2 )引导社会公众增加投资 ,大力发展投资基金。中央银行…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数量关系解释

本文尝试解释为何中国就业变化和经济增长间数量关系并不稳定,两个问题将被处理:(1)就业数据是否有偏误;(2)一些中国特有的影响因素在就业和增长关系间是否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1)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增加就业数据大致可靠;(2)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显著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使用另一种表达的奥肯定律得到论证;(3)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增长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并且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影响有对称性。     

金砖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南非金砖五国先后进行了一次持续的经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推动了各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增长效果却存在较大差异。文章通过构建一个改良的内含制度因素影响的柯布-道格拉斯社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金砖国家经济制度变迁以来的相关数据,测算了金砖五国在技术、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本与劳动力协调配置等要素方面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砖五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经济制度变迁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完全不同。该研究进一步总结了对中国持续深化生产要素的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借鉴和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

通过对世界银行数据的梳理,本文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1)基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对各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一样的,不能适时转换动力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在理论逻辑上讲,讨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可以快速的增长,但却不能在“中等收入”阶段转换动力机制;(3)梳理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从多视角切入,以期能够分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和影响因素具体是什么.从这个层面来看,改革和原创性技术的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基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解决人们的充分就业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而影响我国就业增加的不是技术进步。理论和实践分析，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具有排斥和吸纳劳动力的双重作用。只要选择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增长路径，在经济增长中，即使技术进步、工业化程度提高，失业问题也能解决。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诅咒还是福音:一个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主流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这种观点逐渐被取代为:一国的自然资源丰裕反而会使该国的经济陷入负增长,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随后很多学者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并探寻其传导机制,但是自然资源诅咒并非规律性命题.因为确实存在一些资源富裕的国家,如加拿大、溴大利亚、挪威、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的经济却在保持高增长.目前人们正在达成一种新的共识:制度因素和政策措施在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制度质量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是克服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好的,那么自然资源是福音,会促进经济增长;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差的,那么自然资源是诅咒,会降低经济增长.     

技术研究开发、关联主体竞争力与经济增长

直接把经济系统中多个技术开发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引入罗默的两国技术研究开发增长模型中,考察研究开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以及两部门工人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发现:(1)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具有国际溢出效应、国内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在不同的竞争力结构下,效应不一样;(2)各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对经济增长或具有增进效应、或抑制效应或"锁定"效应,具体效应取决于竞争力关系;(3)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它们与技术研究开发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非收敛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4)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将产生国家后发优势和先动优势;(5)国家研究开发支持和竞争力结构调整必须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从投入产出视角看中国能耗加速增长现象

本文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加速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1987—2007年间,中间产品投入结构变化和经济规模扩大是导致中国能源消费近年来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在行业层面上,我国能耗加速增长主要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近年来迅速发展有关;(3)不同最终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对于能源依赖程度不同,中国经济依存结构变化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导致能源消费近年来出现加速增长现象。     

贸易开放中的动态空间第三方效应研究——基于CAFTA视角

本文采用1994-2011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CAI指数和RCA指数,并运用动态空间Durbin面板计量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贸易开放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各成员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产生"第三方效应"的传导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无论是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国际综合竞争力方面,中国与其他东盟10国相比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优势;(2)货物贸易开放的"第三方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挥,其进一步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十分有限;(3)服务贸易开放的"第三方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进一步的服务贸易开放能够提高各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中国在CAFTA框架下制定贸易开放政策以促进我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实现不同产业均衡发展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启示。     

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控制讨论会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基建经济系及其投资研究室于1986年5月15日至17日在大连市主持召开了“加强和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控制讨论会”。现将讨论会中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对投资宏观失控原因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投资宏观失控具有客观性。(1)投资膨胀与经济周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2)技术革命和新技术的运用要求大量现役固定资产必须提前退废,这本身需要大量的投资;(3)我国正处在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转变要求投资要高速增长;(4)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投资扩张。第二种观点认     

基于岭回归的中国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影响一国技术进步的因素有很多，但各个影响因素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运用1983—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借助岭回归的实证方法以克服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全面分析了影响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中国铸币税的规模与因素分析

铸币税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在货币创造过程中获取的净收入。处于经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化①进程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都是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理论上简单论述了影响我国铸币税的结构因素后,根据我国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铸币税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关系研究——中美两国45年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美两国45年历史数据为例,借助计量经济分析和Tapio脱钩模型探讨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具有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美国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净碳通量作用较小;(3)从脱钩状态看,1961—2005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均基本呈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表明两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而土地利用净碳通量持续下降。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对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产生影响,影响程度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即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的脱钩发展,碳排放大国仍应担负起全球碳减排的重任,努力保持碳排放总量不增加,共同维护地球生态文明建设。     

从优势的视角分析大国经济增长——评欧阳峣教授新著《大国综合优势》

金砖四国都是大国,近年来都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大国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均增长近10%,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对于这种大国经济现象及其增长源泉,国内学术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是技术进步,有人认为是制度改革,也有人认为是资源依赖。     

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1)在1978—2002年的长周期样本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资本—劳动比和TFP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逐步消失;(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变特征"源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变化。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