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工业碳强度差异与收敛性研究——基于重庆数据

为了解工业碳强度分布变化演进过程,有必要对不同工业碳强度的行业分布差异和收敛性变化轨迹进行研究。文章结合分布差异测算和收敛性检验技术,对1999~2011年重庆市工业碳强度的行业分布变化进行研究与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间重庆市工业碳强度的行业分布差异呈现出波动下降的变化轨迹,1999~2008年间行业差异通过绝对β检验,2011年重庆工业碳排放行业分布出现了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全行业收敛为四峰,制造业收敛为三峰。重庆工业碳强度的行业分布特性表明重庆工业碳排放经历了从粗放到出现一定管理的过程;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性表明,应当针对不同俱乐部的行业制定具有差别的碳排放监管政策。     

环境规制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中国纺织产业面临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有助于协调好环境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用1991—2013年中国纺织产业中纺织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和化纤业四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纺织产业的升级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验证了正式环境规制对纺织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及四个行业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纺织产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以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为门槛变量时,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从而验证了两者之间的门槛特征和行业异质性。非正式环境中,收入水平对纺织产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对纺织产业升级也有轻微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要素投入结构的差异决定着行业应对环境规制行为的差异。基于异质性行业的差异化行为机制,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J型特征,J型曲线的拐点取决于环境规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污染密集行业和清洁行业间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并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均呈现J型特征,但J型曲线拐点处对应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最低、西部最高。因此,政府应根据该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理时机,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变迁及其收敛性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阶段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了2004-2013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增长率。结果表明：随机误差和宏观经济环境、科技活动环境、产业内竞争程度等外部环境对生产率评估产生了显著影响。剔除这些影响,2004-2013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波动变化趋势,但平均来看仍呈增长状态,其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技术效率衰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收敛性检验表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同时存在。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显现上升趋势,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存有明显差距,呈现阶梯状分布与板块聚类变动特征;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三种环境规制强度区间条件下,中等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提升生态福利绩效,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无显著影响,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降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实施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以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1978—2015

科学评价农业环境效率及其收敛性是研究农业环境效率的基础,有利于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通过构建Global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1978—2015年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环境效率,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978—2015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总体偏低,但呈缓慢增长的态势;从空间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绝对收敛,但是具有条件收敛;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σ收敛,但是具有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则具有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不具有绝对β收敛。从条件β收敛的收敛速度来看,东部、中部、全国和西部的收敛速度依次减弱。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的环境效应

我国凭借巨大的制造业总量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平台,同时,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行为的环境污染效应意义重大。本文从表征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外包强度"入手,运用动态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就制造业外包强度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包通过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影响程度随FDI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环境规制门槛变量对外包的环境污染效应有显著影响:外包通过规模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增强呈U型曲线特征;外包通过结构以及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作用效果均表现出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政府部门应当根据我国当前状况制定合理的环境管制政策,正确把握引资政策的调整方向,同时加强对制造业部门引资行为的监督,以引导各企业承接外包结构的清洁化。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借助ML模型测算了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海洋经济GTFP有所提升,技术效率是GTFP提升的主要内部驱动力.进一步从政府环境投资和企业排污费两个角度选取环境规制指标,以GTFP作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当期及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均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GTFP;在强度维度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GTFP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大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最后,文章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鼓励创新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

基于中间-最终产出效率的视角,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和β收敛性检验,利用2002—2010年广东省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广东省三大区域(珠三角地区、粤东粤西两翼地区和粤北山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中间产出效率的差异不明显,研发最终产出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该差异主要是由环境因素造成;三大区域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中间产出效率不存在绝对收敛,而研发最终产出效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并分化出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两翼地区-粤北山区两大俱乐部。     

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笔者采用2003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进口技术扩散、本国自主研发等技术指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进口技术扩散在清洁行业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呈显著负效应,并拉动整体工业行业呈显著负效应.行业技术水平越高,环境负效益越小,正效益越大.(2)本国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明显负效应,但影响有限.(3)结合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的二次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