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分类因变量Lostic模型,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他们试图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提出了对策建议。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446个在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表明,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对策的思考

农民工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这种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使他们在工作及工作以外的生活、消费、从事的工种等诸多方面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因此,社会亟需在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同时给予农民工足够的重视,立足农冥、民工的现实特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时具有协同效应。据此，提出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推进城乡要素流通与资源配置、探索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路径，以期加速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保护的影响机理

以往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执着于购买能够代表城市身份地位的商品,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缘分析.本文构建了能够解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独特性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社会认同威胁对地位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被动性的缘由;物质主义倾向对地位消费的影响最小.通过地位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出了与城市同龄人无明显差异的形象,这提升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地位消费在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3)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城市化有助于农民工“三大期盼”的实现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武汉大学研究员武兢在2011年第5期《求是》共同撰文指出:"市民梦"、"创业梦"和"安居梦"是当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十分迫切的三大期盼。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这就使得城镇化了的农民工难以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改革

正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而且质量和效率严重偏低,当前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摒弃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模式,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消费问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使得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难以释放)和投入问题,而不是以房地产为中心、加快投资的问题。     

身份与社会联系：农民工市民权问题的反思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市民身份及"市民权"作为农民工身份与权利的流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市民身份的边界排斥及市民身份内涵变化的分析,探讨市民身份及权利作为农民工公民权流向的可行性,为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径.     

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定居与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分析了资本积累与定居的关系。在城时间、进城后职业培训情况、城市交往情况、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市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定居的积极影响因素;而进城目的、家庭规模、土地承包情况等对定居都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经济成本、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职业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的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以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影响。为促进进一步城市融入的实现,政府与社会均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丰富其社会资本,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落实。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门槛效应——基于地区差异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在城镇化视角下,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构建门槛面板模型,采用1997~2015年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视角下,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中级阶段,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城镇化水平高级阶段,社会保障支出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地区看,东中西部社会保障支出既存在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又存在地区差异。基于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社会保障各项目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不同的门槛效应。此外,人力资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论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并伴随着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亟待重视的问题。推进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必须大力提高返乡农民工劳动技能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     

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与城市移民的储蓄率差异

本文基于异质性主体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刻画了作为短期移民的农民工和农村进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由于户籍差异,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状况欠佳且无健全的社会保障,为了支付老年时期的生活成本,他们在城市工作期间的储蓄率会高于实现了户籍身份转换的永久移民。进一步地,本文使用CHIP2013年数据对农民工和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进行了RIF回归分解。总分解结果表明,要素效应缩小了农民工与永久移民的储蓄率差异,而结构效应却会扩大两者储蓄率的差异;构成分解结果进一步表明,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会缩小两者储蓄率的差距,而家庭收入的差异扩大了两者储蓄率的差距。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使更多的农民工成为城市永久居民,这能够增加他们在城市的消费,从而起到城镇化带动消费的作用。另外,储蓄行为是移民经济社会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户籍身份转换带来的消费提升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