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分析

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已经在世界金融理论界及业界引起重视,本文主要对股市发展和自由化改革两者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国的股市规模扩大,受到门槛效应影响,其收入的分配状况也会趋于恶化,而流动性提升则会改善国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国家股市发展对不同的收入阶层也会产生不同影响;自由化改革后,股市流动性提升会进一步改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在股市自由化后,股市规模扩大及股市流动性提升都会改善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外地人口流入与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影响政府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居民再分配偏好数据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外地人口比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外地人口流入显著抑制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受外地人口流入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机制研究表明,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异质性传导机制。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风险规避偏好和降低本地居民的公平信念强化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另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也会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向上流动预期和降低本地居民的群体信任来抑制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收入分配研究越来越关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理论上说,收入差异的机会不平等研究是以内涵-政策-测度为逻辑发展的:以因素划分为基础的机会平等内涵讨论是机会平等政策所需补偿原则和回报原则的理论基础,而当前最重要的四种机会不平等程度测度方法是这些内涵和原则在实证方法中的运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对调查和实验结果的总结发现,机会公平认知判断和机会不平等测度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并根据环境的不同具有适用性的差异。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政策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政策偏向是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恶性循环的决定因素。当政策偏向于穷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提高税率,扩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当政策偏向于富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降低税率,减少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依据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针对恶化的不平等而采取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效果差,没能扭转不平等恶化趋势,政策偏向严重。(2)税收再分配政策偏向富人,使富人税负相对轻于穷人,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偏向于穷人的转移支付多为消费券(物),导致越扶越贫。为此,需要从调整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深层思考——基于市场经济本质机理的分析

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为事实。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不合理扩大不是市场经济本质机理的逻辑必然，也不是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然，而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管理体制不到位而演变成的非市场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解决当前及未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对外开放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研究

对外开放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就经常项目而言,出口贸易有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而进口贸易则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二者的净效应表现为对外贸易恶化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就资本金融项目而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减轻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利于本国的收入分配平等,两者的净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有益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大。     

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

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本文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解释。根据Roemer的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和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利益论和分配公平论在中国都能得到实证支持,即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同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总之,确保机会均等、维护分配公平对于降低居民再分配偏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跨省人口迁徙、福利支出、失业率等因素并作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以后,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上升1个百分点,刑事犯罪率将至少上升0.185个百分点,并且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会导致政府增加福利支出以降低刑事犯罪率;城市化会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加福利支出都会对遏制犯罪发挥重要影响。     

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从居民再分配偏好角度研究基本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基本养老保险提高了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水平,从主观方面验证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较低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水平,是导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的重要原因;在年轻群体和拥有农业户口的群体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逆向调节作用更加明显。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社保基金改革,尽快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对国外有关教育不平等系数的测定方法进行了总结与评述,其中着重介绍了教育基尼系数的测度方式。随后,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进行评述,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后续研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思路。     

金融多样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的受益边际是由金融结构而非金融规模来界定的。因此,金融多样性的上升将有助于扩展金融发展的受益边际,促进经济增长成果的包容性分享。本文采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考察了金融多样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多样性的上升显著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这主要源于金融多样性的上升降低了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需要放宽当前金融市场上存在的某些歧视性的准入门槛,以此提升金融机构种类的丰富性,同时促进各类金融机构规模分布的均匀性。     

税收不公正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基于KakwaniLambert(1998)方法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不公正及其居民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公平的存在,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减弱了很多。以2009年为例,如果不存在不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将使城镇居民税前收入基尼系数降低0.018,但实际上仅仅降低了0.0129。换句话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四分之一因税收不公平的存在而消失了。另外,2011年9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剧了三类不公平,因此更加弱化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原因是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工资薪金所得税大规模减税,加大了不同来源收入税收负担的差距。     

收入分配不公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1—2017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究了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明显制约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劳动比弱化了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易受到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影响;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通过影响技术水平和管理成本的方式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