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

就有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论题,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大小与社会保障支出强度高度相关;在社会保障支出强度越低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以农村社会保障为突破口,来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意愿,以提振内需,是现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家庭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市工作,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在我国贫困地区,汉族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居民的政策扶持等。     

不确定性下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检验

本文利用"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假说来研究中国家庭食品消费行为的特征,并首次利用1989—2006年农村家庭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试图给出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率持续偏高、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一种新解释。对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有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这一效应即使在考虑了家庭的"预防性动机"之后仍然是稳健的,并且它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但是本文估计出的"习惯形成"参数比用总量数据得到的习惯形成参数要小。     

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本文将省际数据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基于OLS模型分析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通过劳动力收入效应、产品质量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影响家庭消费升级；产业数智化通过收入效应对中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化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能够帮助产业数智化发挥供需匹配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为解决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有益启示。     

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与GDP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的热点话题。本文运用1987-2010年山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证实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长期来看远远大于城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偏低。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要在了解扩大农村消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后,运用定性的方法对现阶段农村消费结构和消费形式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制约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以便提出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本文利用农村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政策变化来研究医疗保险的获得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使得非医疗支出类的家庭消费增加了约5.6个百分点。这一正向作用随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且在没有医疗支出的家庭中仍然存在。同时,新农合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在收入较低或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强。这些结果都与医疗保险减少了预防性储蓄的假说相一致。另外本文发现,新农合的效果随农户在这个项目中的经历而变化。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有村民获得保险补偿的村子,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才显著,而且在这些村子中,新农合对新加入农户的消费的影响明显小于对参合一年以上农户的消费的影响。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影响

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域的年度数据,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分析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带动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且二者对相邻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探析

基于1984-2013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研究农村经济、物价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农村经济的增长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物价的变化则会反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短期来看,物价的上涨会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农村经济的增长则不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内生的金融资产配置与消费的关系及其地区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农村居民持有储蓄、投资、住房和保险对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大小及显著性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储蓄对东部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而投资对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研究还发现,假如农村居民同时配置四种金融资产,配合消费升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这表明通过丰富农村金融消费产品,改善农村消费金融市场环境,满足农村居民内生金融需求,能刺激农村居民消费。     

中国农村居民时间偏好结构特征与扩大内需政策创新

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并加以参数改造，对中国农村居民保守消费观中所包含的时间偏好的非线性偏差特征进行了技术表达和逻辑演绎。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由于“崇俭黜奢”理念的作用会表现出对奢侈品消费的负罪感，形成对消费的过度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和前低後高的时间偏好贴现率结构，从而造成跨期消费中持续的时间不一致，导致消费不足，以此可从“内因”的角度解释中国农村高储蓄、低消费之谜。本文模型派生出来的消费锁定技术能有效地抑制农村居民的遇度自我控制偏差，进而将其消费锁定在社会最优水平，与政府干预的阶段性和操作性要求相吻合，因此可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拖延问题，实现扩大内需政策创新的一个理想选项。     

数字经济能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活力吗？

全面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子商务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使得农村家庭总消费提高5813元,并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及生存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促进了消费升级,优化了消费结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能够减小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同时,该政策亦能消弭低市场可达性和高搜寻成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对“银龄族”家庭、低教育程度家庭、中西部及南方地区的农村家庭消费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为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可为形成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提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之一。文章基于家庭层面研究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利用2019年CHFS微观调查数据就居民杠杆率对城乡、不同地区和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1）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对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2）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城乡消费升级,但对农村地区的促进作用比对城市地区要强;（3）居民杠杆率对不同地区消费升级具有异质性,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鉴于此,建议提高农村居民和西部地区居民借贷便利度,控制东部地区居民负债水平,培育多层次、丰富多样的消费市场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概率,扩大了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规模,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概率和人均教育投资规模明显增加。机制分析证实,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轻农村家庭医疗和养老负担的方式提高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研究结论表明,要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研究

在目前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农村地区文化消费需求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选择1997-2015年文化消费的相关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分析,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