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

建立统一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同等重要,因此,加强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探讨分割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将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产非常有利.     

聚集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增长机制的重构--转轨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古典模型的拓展

文章从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异质性、部门经济增长存在着聚集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收入分配服从平均主义原则的假设出发,构建了一个解释二元经济城市增长机制的拓展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及未来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将在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进行。在一段时期内,城市正规部门的发展将决定农村中高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则决定了农村中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但从长期看,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取决于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中具有聚集效应的那一部分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具有聚集效应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还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我国城市化层次的提高。     

疫情期间的“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只是失业率问题吗？

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消费偏离产出轨道的反常现象,表现出超速下降和恢复迟缓的特征。文章为了探讨该谜题背后的经济原因,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就业质量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单纯的失业率上升仅会起到触发作用。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问题将会造成长期影响。同时,文章也发现疫情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由于大企业员工受到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较小,因此疫情主要通过社会平均工资来影响退休后的收入。但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而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导致的收入结构性变化具有累积作用,这就导致中年群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因此根据文章的结论,保就业不能仅仅围绕就业数量,还要稳住就业质量不下降,保证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尽可能避免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带来的家庭永久性收入损失和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长期效应。另外,中小企业就业者和青年群体受到的消费负面影响最大,他们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应保障其就业与收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制定更加精准、可持续的稳就业和促消费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

建立统一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同等重要，因此，加强非正规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探讨分割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将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产非常有利。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也令人担忧。农民工长期处于低保制度救助的真空地带,如何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提高低保救助水平和瞄准效率,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非正规就业:就业的新渠道

非正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称之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什么是非正规部门呢?1992年第十五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了“非正规部门”的定义,该定义指出:“从广义上说,非正规部门由为有关人员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为根本目的,从事产品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这些单位的特点是组织水平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基本没有分工,生产规模小。”但我国现实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为非正规就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非正规就业就是指劳动者为获取收入而从事没有国家保障的工作的一种就业方式。当前,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个良好途径。     

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大量城镇职工失业和下岗,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每年还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迄今为止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使得城镇就业继续增长,不仅表现为新兴部门就业比重的提高,还表现为非正规就业渠道的开拓,最终体现在就业总量的持续增长。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的数据,通过对中国城镇就业增长机制的讨论,揭示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在创造就业机会中的重要作用。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一个模拟分析

文章考虑了我国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的现实,构建包含非正规就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1)就长期效应而言,以降低正规部门雇佣成本为内容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为内容的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均有助于产出的增加以及就业的正规化(即长期收益);(2)就短期效应而言,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在短期中引起产出的显著下降和失业的显著上升(即短期疼痛),而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则并未引起失业的增加.进一步,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就基准政策看,旨在降低雇佣成本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显著的"以短期疼痛换取长期收益"的特征;在Evans规则下,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这一特征则不复存在.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改革方式,Evans规则均可以作为配套性货币政策;并且就改革的效果而言,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可能更为可取.     

中国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新特点与对策

劳动力过剩、企业低成本雇佣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禀赋低是导致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促使非正规就业良性发展,实现非正规就业正规化,需要改善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和转变企业低成本竞争模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关系浅析

非正规就业在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中成为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也因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收入报酬等方面不固定、不规范、不正规现象与问题,使人们将其直接与非正规经济、非法经济等同。从对非正规就业的理性理解和认识、非正规经济与非法经济、地下经济的内涵差异入手,认为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广义上等同于非正规经济,但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非法经济,应当在实践中正确细分非正规就业的违法违规等"不正规"行为,以利于科学管理、规范引导我国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欧盟非正规就业:歧视与“就业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盟国家政策因素、公司战略因素和个人选择因素的作用下,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传统上非正规就业雇员就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这导致了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就业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提升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工作质量将成为欧盟就业战略新的关注领域。     

欧盟非正规就业:歧视与"就业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盟国家政策因素、公司战略因素和个人选择因素的作用下,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传统上非正规就业雇员就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这导致了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就业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提升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工作质量将成为欧盟就业战略新的关注领域.     

关于促进非正规就业规范发展的思考

非正规就业成为我国目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认识和管理不足及其自身缺陷,非正规就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障碍,如在认识上遭遇社会歧视、管理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规范、自身素质低。因此,要规范非正规就业发展,应当转变就业观念,从管理体系、市场机制以及非正规就业自身素质等方面加以完善。     

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因素分析

非正规就业作为多种就业形式之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当下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的安全性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主要因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贫乏的社会资本以及本身偏低的人力资本存量、强资本弱劳工的社会格局;歧视性的政策惯性;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缺位的社会服务体系。     

异质性雇用成本、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

通过扩展Blanchard和Galí(2010)的雇用成本模型,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雇用成本的NKMP-DSGE模型.外生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于同一外生冲击具有不同的反应,这意味着考虑不同部门的异质性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指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尽管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而改善了社会福利,但通过失业回滞却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而且总体而言恶化了社会福利.这一发现为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改革都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