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中国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为样本,考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无论其比例是否达到绝对控股,都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销售规模、利润率和出口,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渠道包括明晰产权、技术外溢、海外市场和移除政策性负担。混合产权明晰的私人资本能够明显改善国有企业绩效,混合产权较不明晰的集体资本则没有显著效果;混合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资本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混合外来资本能够促进出口的显著增加,但是不能减低企业管理成本。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质与量双重视角的考察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多元融合制衡的股权结构,既能提高公司治理质量又能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2003～2017年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其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企业创新也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机理主要在于改善公司治理和减轻政策性负担,政府放权程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互补作用。此外,相比于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和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     

产权改革重要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怎样？产权改革是一种承诺机制。产权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充分条件，即进行了产权改革也不一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同时，产权改革也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即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不是完全由产权不清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产权结构只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方面，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预算约束软化，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产权改革使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承诺变得更为可信，从这种意义上，产权改革对提高企业效率是重要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该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的现时状况、改革历程、问题根源与改革方向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而丧失了自生能力,而金融体系由于承担着为国企服务的任务,所以也变相承担了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先剥离它们的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对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点的认识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要形式。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要设置民营资本参股比例的"负面清单",以确保特殊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微观层面要保障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发言权,以确保民营资本的参与意愿,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此外,要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拓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随之提升,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国有企业要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需要更好地借助政府和非国有资本的力量,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建党百年论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理性拷问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的追问:国有企业为何会出现效率不佳?国有企业为何会出现分配问题?民间资本主导的管理模式如何保障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国有资本主导的管理模式能否改善管理和提升绩效?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与少数大资本混合还是与大量小资本混合?政府持有"黄金股"的法律依据如何?如何防止"黄金股"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一企两制"是否会出现制度安排的冲突?薪酬双重体系能否实现激励相容?国有企业高管降薪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学理性拷问,有助于前瞻性地洞识改革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坚定地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标。     

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

通过考察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变化,文章为政府干预与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业绩滑坡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座中间桥梁,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手段。研究表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政策性负担显著增加,且国企所在地区扩大就业的需求越大,其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就越显著。而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对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经营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加剧其业绩滑坡。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是IPO发行从配额制向核准制转变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能显著减小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程度,从而可以成为提高部分民营化成效的重要治理手段。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

实现更加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国有企业如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肩负起“稳就业”的社会重任,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标。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平常时期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并提升其经营管理效率,促使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稳就业”目标,具体表现为国企整体就业吸纳人数的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承担“稳就业”责任后,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并提升资本市场价值。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经济目标和促进就业稳定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双赢”。     

林毅夫: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减轻政策性负担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在上海谈到为国企减轻负担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城市人口仍有50％在国企,我国工业的固定资产60％也在国企,银行贷款的70％给了国企,但是国企的产出仅占我国工业产出的25％。因此国企的问题不解决好,就会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国企问题的核心是有非常多的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各种经营性亏损,包括多吃、多拿、多占,转移财产的损失算作是政策性的亏损。国家分不清这两种亏损,只好都包下来。这样对国企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包括私有     

混合所有制完善导向下的国有经济布局再调整——制度优势与改革突破点

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对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层面调整。要真正激发国企发展动力,深层次改革必须基于顶层设计,从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着手,重启有序的"国退民进",实现"国民共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其改革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高度,将其定性为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5年9月24日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正式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企改革主战场。只有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制度优势,廓清国企边界,充分给予民企发展空间,探索中国的淡马锡模式,才能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广东国企改革新亮点

正广东此轮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其根本是激发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的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国企向民企开放,更是双向的,最后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不久前出台的《改革意见》,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设计:在目标上,提出"至2017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2020年,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实现混合持股,国有资本流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不同所有制的资本联合或相互参股的形式,在企业产权层面进行相互融合,实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激发企业活力的一种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获取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需要,是资本运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与风险#br#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探索全民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 40 年国企改革的历史警示我们,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极具风险性, 要确保其成为国有企业凤凰涅槃、 展翅腾飞的全民产权有效实现形式, 避免其成为葬送国有企业的私有制经济实现形式。 要客观辩证把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性、 目的性、 共融性和风险性, 防止因私有产权进入而改变全民产权性质。 要客观辩证认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意义和局限性, 跳出行政权力收放的思维窠臼。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必须深刻把握 “两个做强做优做大” 的改革总目标和 “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 坚守防止颠覆性失误的底线原则, 选择正确的改革可行方案和举措。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

当前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特别注意的几个争论性问题是:要防止国有资产再次大量流失,重点是坚持在增量资产上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警惕让国企无条件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此说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而那些要求国企只混不控的言论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要科学把握反垄断问题,不能简单把企业规模大等同于垄断,对于垄断的认识既是性质的把握也是法律的裁定;要正确认识加强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反腐败不是要反掉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