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城镇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政策框架

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城镇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近期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ＧＤＰ的增长;财政体系的不平等分配效应;住房市场改革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因此,中国２１世纪的反贫困战略应当进行重新调整,除了收入贫困之外,应当更加关注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问题;同时,其反贫困政策应当是一个包括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体系。     

农村改革政策与妇女贫困——一种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

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创造农业总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程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向女性化的彻底转型,但土地资产男性分配的传统模式未曾动摇,使女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一孩半”人口政策暗含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思想,成为维持农村“男尊女卑”的工具,女性的权利、能力在出生时就被忽略并持续到老年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农村妇女的社会权益、经济利益被家庭/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替代,农村妇女陷入比改革前更艰辛状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反贫困政策,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寻求男女两性之间权利、责任、义务、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一样”.     

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文章详细讨论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的相互关系,在确立三者关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亲贫困增长指数的概念。在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效应之和最大化,这为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全球化几乎是讨论发展、贸易和国际经济政治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迈克尔P.托达罗,2009),而国际贸易又是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经济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了显著的扩张,其中一个显著的促进因素就是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贸易自由化是通过经济增长促进了贫困的缓解还是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加剧了不平等,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主题之一。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贸     

宏观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贫困的成因源自收入的差别,贫困人群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贫困者,长期贫困是指脱贫难、返贫率高的人群,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缺乏和贫困特征的跨代传导。该文提出: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政策,都和消除长期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影响长期贫困的宏观政策中,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处理好经济稳定与减贫目标、经济增长和消除不平等、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公共支出和治理能力、增加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增加收入和增加资产之间的协调。进而,提出了中国消除长期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1952-2003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法制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成了近代中国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惯例等因素的差异,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在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展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本文通过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成了法制成功转型和经济持续成长的约束条件.文章的最后,笔者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给出了观察和预测法院诉讼案件数量变动的判断准则,并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性别因素进入发展研究领域的路径演化

在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心数量增长和发展的历史趋势,较少注意到发展的结构和质量的问题。性别发展研究从性别因素着手,对发展的观念、路径和政策进行了全新的评估,给我们传统的发展观念带来了新的视角。性别差异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的现象。性别关系对经济关系、组织生活、性别平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发展过程充分考虑到性别因素是必要的。文章回顾了性别进入发展研究领域的历史过程,分析了性别发展研究的主要特征和问题,概述了性别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就当前性别发展研究中突出的“性别分割”、“女性移民”、“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的女性贫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的探讨。发展研究依据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表现出的不同的观念和政策,对我们完善经济政策和促进男女平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     

当代越南妇女所有企业的发展

妇女所有企业是越南革新开放后逐渐成长壮大的一种现象。妇女所有企业的发展基于政府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企业规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都在逐渐增长。但从其发展效果来看，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还远未实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标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实施质量。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持续加深的非正常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正常人群,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女性普遍的、持续的相对贫困状态.性别差异下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形成了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使得女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不断加剧、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的有力视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照料及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需求偏差较大,生育保险责任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低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女性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职业机会差异和职业内收入差距两个路径解释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机理.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包容性增长:概念内涵与政策启示

自2010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包容性增长后,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开始关注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关键政策思想就是强调经济机会的均等和经济增长结果公平、平等分享的理念,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经济机遇和市场机会,减少坏的不平等。基于包容性增长理念,文章认为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增强其禀赋能力,使其能更有效地参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和较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蛋糕",提高其工资收入,从而驱动其消费,进而进一步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增量,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不平等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献大都侧重于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机制,而这之后的文献则发生了转向,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机制。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推动了这种研究上的转向,这也表明"共同富裕"的增长模式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事实。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