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影响

文章基于24个非美发达经济体和16个发展中经济体的长面板数据，采用FGLS模型分析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短期国际资本对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非美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对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捷，但波动幅度小。这表明发达经济体不仅更容易吸引外资，且能够较好地平缓短期资本快速进出造成的冲击，从而降低冲击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资本流动与开放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问题一直是影响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流动量也不断增加;国际短期资本的重要活动场所越来越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选择合适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会减轻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浮动汇率制,近期目标和现实选择是人民币汇率目标区。     

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资本国际流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和社会福利分析

文章在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内生化资本,以讨论资本国际流动背景下,一个典型的开放经济体应如何实施货币政策,从而最优化社会福利。结果显示,资本的国际流动能影响一国资本结构,进而对经济冲击产生放大效应。在此条件下,相对于稳定汇率的货币政策,独立的货币政策将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文章建议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本国资本实际回报率,以起到降低国外经济冲击向国内传导,并且调整国内资本构成的作用,从而控制风险和降低经济整体波动。     

资本国际流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和社会福利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内生化资本,以讨论资本国际流动背景下,一个典型的开放经济体应如何实施货币政策,从而最优化社会福利。结果显示,资本的国际流动能影响一国资本结构,进而对经济冲击产生放大效应。在此条件下,相对于稳定汇率的货币政策,独立的货币政策将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文章建议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本国资本实际回报率,以起到降低国外经济冲击向国内传导,并且调整国内资本构成的作用,从而控制风险和降低经济整体波动。     

国际资本流动及亚太地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不仅在规模的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流动的方式,结构,主体等方面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舞台上始终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分析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及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亚太地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地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促进了本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提高了本地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本文将二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动划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了各个阶段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     

联姻——房地产业与金融资本

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内部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企业出现了“缺血症”,入世后又面临国际资本的冲击,因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是房地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出现将成为一条连接房地产业和资本市场的纽带,从而实现房地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促进房地产金融业的繁荣发展。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     

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潜在对外贸易冲击和资本流动冲击两个视角,分别对两种潜在冲击下的最优外汇储备需求进行实证分析,这种综合考虑是一种新的尝试。尤其是对潜在资本流动冲击下的外汇储备需求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构造一个二期模型发现,影响最优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为发生资本流动冲击的概率、资本流动冲击下的产出损失、经济体的短期外债数量以及代表性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最后,在本文框架下,计算结果显示2006年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已明显过剩。     

我国热钱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现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我国热钱流入影响因素的模型,对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我国热钱流动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探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资本外逃监管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资本流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利用外资比较多的国家,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资的流动状况势必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就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资本外逃监管进行研究和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日益深化,国际资本流动不仅日趋活跃,而且具有了新的特征,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世界经济运行也正在产生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要求各国对于国际资本应该趋利避害,做出及时和合适的应对。     

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基于1982-2012年时间序列分析

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及国际竞争力。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选择研究变量,采用1982年-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服务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规模和产业结构是促进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质量和资本开放度对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有负向作用。     

全球不均衡货币、金融体系下的危机与对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不均衡货币、金融体系,是国际流动性膨胀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个背景,本文着重阐述在这个体系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汇率问题、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治理——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对劳动关系的规制不可能回避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损害了国家实施长期发展战略的能力。正是在对国家自主性的寻求中,中央政府批准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并借鉴了国际劳工标准来推动国内劳动立法。但作为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中国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导入仍受到国内制度结构的限制和约束。     

Immigration,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and long ru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anada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rives long-run incom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immigration and capital flow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Canada. While each factor is its own enemy, results indicate that capital and skilled professional labor are enemies as well. Both of these productive inputs are friends of other labor groups, which are common enemies. Factor friendship patterns are useful in evaluating incom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a variety of policies designed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capital.     

Family Capitalism within Big Business

Abstract

The article addresses central ques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family busines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industry. The analysis is drawn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Wallenberg family in Sweden, an industrial dynasty of five generations. Ideas of ownership and overriding values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pressur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 detail, the article deals with 1) the concep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ong-term active ownership and networking capacity and the chronology of successful family capitalism, 2) the pressures for change experienced in early post-World War II Swedish industry in general and in the thre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3) how the owners and top management of the three companies responded strategically to these pressures and 4)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ovision of capital was accompanied by industrial competence or if simple patience on the part of capital was sufficient.     

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也不断增多,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首先分析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模型,分析其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通过影响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供给(物质资本、技术)、需求以及制度因素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实证研究探讨了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在岸金融市场视角的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启示

最近几年,日元国际化程度不见提高,反而不断被边缘化,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非主流货币。为此,文章从微观角度研究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对日元国际化进程的支持力度。研究发现,受国内经济长期衰退影响,日本股票市场表现不及其他发达市场;其债券市场发展不平衡,国债市场独大,公司债券市场萎靡,并且资本项目开放不完全限制了债券市场发展;其衍生品市场也缺乏国际竞争力。换言之,日本在岸金融市场发展直接制约了日元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