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按照国际投资理论,我们将进入跨国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资金净流入额的增长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在3个方面表现明显: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缓慢下降,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非FDI类型的外资增加,利用全球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方式更加多样;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稳定上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表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开始形成,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这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无锡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一、无锡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1．比重和来源无锡目前利用的外资几乎全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尤其在进入2000年以后,利用外资完全是FDI,无锡经济增长对FDI依赖性强。外商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间接投资,是根据国际投资的一般理论与经验,以间接金融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资本容易被剥夺,被剥夺的主要方式是其资产被东道国政府冻结,以及因为金融体系信用缺失所造成的资产损失等;而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资产不易被剥夺,因为只要投资国掌握东道国所不具有的知识产权,即所谓的无形资产,即使东道国政府剥夺了投资国的有形资产如机器、厂房、设备等也仍然生产不出产品。     

上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和发展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始终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开放的重要政策之一,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吸收外资的规模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浦东新区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将上海作为中国一块投资热土。目前,在上海的经济领域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处于一个举足重轻的地位。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母国措施及其对FDI流动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一般涉及到资本的投入方、资本输入的东道国和资本输出的母国。有关国际投资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层面,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什么投资?在东道国的行为方式如何?以及吸引FDI的东道国因素和东道国如何对待外国投资者等方面,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投资问题讨论的重点。但是,与FDI有关的母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当今国际问题的讨论中却很少涉及。在国际投资措施中,母国措施(HCMs,是指影响FDI输出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过去对这一措施关注有限,因为母国措施属于发达国家政府的单边权利,其主要作用就是促进母国…     

FDI与我国投资环境优化浅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如果把我国各省作为独立的区域来看,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0个地区全都在我国。作为吸引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好坏对FDI的区位选择有着直接影响,反过来,FDI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又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浅析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出发,从经济因素、自然禀赋、法规政策三个方面来分析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促进策略研究——基于全球FDI政策变化

全球FDI正在逐渐恢复增长。FDI流出(OFDI,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影响日益重要。金融危机后全球FDI政策出现新的走向,在影响各国今后OFDI政策同时也会导致OFDI母国效应的改变。文章分析了我国OFDI行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可能影响我国OFDI效应的全球FDI政策变化趋势,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我国OFDI效应的策略。     

对华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我国参与的国际资金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发明显。1999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加,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高敏雪,2005）。而到2007年,我国吸收FDI（实际利用额）达到747.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64%。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生产总值,另一方面还为国内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即FDI的技术外溢性,FDI已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对华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我国参与的国际资金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发明显.1999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加,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高敏雪,2005).而到2007年,我国吸收FDI(实际利用额)达到747.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64%.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生产总值.另一方面还为国内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即FDI的技术外溢性,FDI已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转移与母国技术提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向母国返流和传递,进而促进母国企业、产业和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积极利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技术学习和逆向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一种适宜选择.     

Evolution of FDI flows in the global network: 2003–2012

As one typ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FDI maintains its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FDI flows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bilateral FDI flows data between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2, we construct the global FDI flows network for each year and thus quantify network measures (such as flow volumes and connections); further by analysing the tendency and changes of these network measures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we delineate the features and dynamics of the FDI flows in the global network.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 the flows network chang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risis, i.e. flow volume fallen down and recovered, and flow connection restructured with more diversity; (b) the global FDI flows network is getting more loosely connected; (c) individual countries vary in different patterns.     

东道国腐败对FDI及其来源的影响

腐败问题很早就受到政治学和经济学学者的重视,但在国际商务领域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有近十年的历史.东道国腐败不但会对流入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FDI的来源.运用国际公开数据,以FDI流入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以上理论假设,结果证明东道国腐败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如果FDI来源国存在海外反腐败法,东道国腐败就会使来自这些国家的FDI减少.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趋向、障碍与对策:2008—2012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欧美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有所增强。201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发展国际直接投资面临以下现实因素制约:(1)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引起了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并传导到实体部门的资产价格,提高了并购FDI的国际投资成本;(2)欧元区等国家货币有贬值要求,汇率风险加大,以及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会恶化企业对外FDI的风险态度,减少FDI流出;(3)全球经济衰退,跨国公司产品缺少市场需求;(4)东道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债务,税收负担相对较重。     

FDI与中国产业安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过度的外资涌入又会不利于国家产业安全。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安全实际上是牵涉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关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博弈的范畴,针对目前中国FDI的利用现状及其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应健全法律法规、调整外资政策、增强微观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等,以维护中国产业安全。     

CHH际资本流入的贸易增长效应分析

以汇率和经济增长作为国际短期资本影响国际贸易的中间变量,采用Eviews6．0,从总体上考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从模型得出,随着FDI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额会增加,进口额会减少,而短期内FDI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都起着促进作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无论在长期和短期都对出口起着促进作用,对进口起着抑制作用。因此,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只有积极吸引FDI,有效防范短期资本大幅度波动,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亚金融危机——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对于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监管,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     

Risky business: Institutions vs. social networks in FDI

Political economy scholarship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mphasizes variation in host country political risk but overlooks variation in investors' sensitivity to political risk. We show that relational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based contract enforcement, is more efficient for high‐risk, human capital‐intensive activities for which the costs of writing legally enforceable contracts are prohibitive. We disaggregate FDI into two distinct varieti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nd venture capital (VC). We propose that VC flows are less sensitive to host institutions but correlate strongly with skilled migrant networks that monitor compliance and impose reputational costs.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f dyadic VC and M&A flows covers over 100 countries during 1980–2009. We address other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igrant networks facilitate FDI and verify our results hold at the country‐industry leve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lational contracting facilitates global integration of dynamic,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even when formal institutions are weak.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