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本逐利模式与实体经济关系分析

随着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信贷资本的市场活跃程度日益增加,但由于信贷资本盈利思想和逐利模式的缺陷,导致信贷资本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本文从目前信贷资本的逐利模式和影响角度出发,来研究探索如何改革与完善信贷资本健康的盈利渠道和逐模式,藉此实现信贷资本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里根革命”与“撒切尔新政”的供给主义批判与反思--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劳资关系视角

“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导致“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演变为“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权力被资本绑架，资本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中占据支配地位。它牺牲工人利益去提高资本的盈利能力，不仅扩大了收入差距，而且加重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调。“涓滴效应”也并未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导致收入两极分化。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警惕把“产能过剩”完全归因于政府干预，把僵尸企业直接等同于国有企业，把“降成本”等同于“减税＋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以增强用工灵活性、改善劳动供给的名义修改《劳动合同法》等错误倾向。     

金融危机的警示及探因

本次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它比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实体经济破坏程度要大得多,也给人类提出了一个甚为严厉的警示:过度的金融资本扩展带给人类的危害有甚于产品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金融产品创新疏于监管,从而说明了对资本逐利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是当今金融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扼住资本的魔鬼面还是遏制资本——浙江民间资本之辩

2005年来，在对中国改革的争论与质疑声中，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间资本成为质疑和批评者的一个靶心似乎也不足为奇了，作为改革标志性成果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四处逐利的民间资本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质疑，对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牌团、炒产权团等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更有甚者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事实真的如此吗？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路与建议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完成,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初步形成了多种货币传导渠道,但仍然以信贷渠道传导为主。因此,信贷渠道是否健全、通畅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从改革方向来     

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分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从资本市场筹资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Cobb-Dougla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市场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发展指标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互动性；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故而可以认为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近些年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仍不能取代间接融资的主体地位，资本市场主要通过中长期信贷市场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信贷资本配置与实体经济产出效率

商业银行信贷对于实体经济产业部门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本产业间的不同期限与规模配置对于产出效率的影响,评析特定时点的政策冲击效应。研究认为,不同期限与规模的信贷资本在产业间配置对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过度的政策干预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劣势产业部门的信贷获得能力,提升了产出效率,但长期而言将抑制优势产业部门效率的提升,降低整体产出效率,政策时滞则是引致政策扭曲和失效的重要成因。     

信用卡经营管理之我见

信用卡经营管理之我见●杨勇，朱彩云银行信用卡是个人收入、消费水平和电脑及通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开办银行信用卡业务，能够拓展业务领域，增加银行资金来源和盈利途径，也能为持卡人提供信贷与支付上的便利。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信用卡这种在国际上流行了几...     

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关系研究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使全球经济遭受冲击,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出口疲软、外资撤离、房地产低迷等方面。尽管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实体经济的下滑引起的银行体系信贷违约、国际资本抽逃、金融资产波动等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应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强金融体系风险监管及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实现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贷资产转让异化及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

本文首先考察了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则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进一步从实物期权的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对公司增长与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盈利能力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更大,而低盈利能力公司的清算期权价值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货币政策状态下,资本逐利这一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同时,本文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从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的角度评价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从而为决策部门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促进宏观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提供政策性建议。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金融控制与结构性国进民退

近年来,我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所导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而造成的。我国以利率控制和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为特征的金融控制体系在信贷资源的分配上具有极强的所有制倾向,国有企业资金充裕,民营企业借贷困难。廉价的信贷资源刺激了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扩张,由此导致这些行业出现了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控制,营造竞争性的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经济形式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应对措施

一、充分认识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其影响力也随着美国经济的下滑波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例如金融风暴将逐步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未来有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及信贷成本上升;央行不对称降息、利差收入逐步缩小;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等,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赢利模式受到挑战,     

虚拟资本、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诠释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危害性，以期为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提供理论依据。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视角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视角,认为以产业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实体经济,应选择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模式,以虚拟资本占支配地位的虚拟经济应选择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模式,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经济形态下,应选择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重的双重会计计量模式。     

银行异质性、信贷决策与货币政策传导: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System-GMM方法,对2004-2010年28家主要城市商业银行的异质性、信贷决策与货币政策传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盈利能力、资本水平和存款规模对城商行信贷增速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但其信贷发放表现出强烈的惯性扩张,风险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流动性管理能力明显不足。在盈利能力、存款规模和风险控制上有优势的城商行,能更好地调整信贷发放,降低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     

银行竞争、异质因素与货币政策效果

银行竞争通过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果.本文使用Boone指数衡量中国银行业贷款市场竞争程度及其变化,采用面板数据分析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影响.在控制规模、流动性、资本和股权融资等银行异质因素和宏观因素后发现:银行竞争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效果,影响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的因素大不相同,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2004年的监管改革提升了资本监管效果,2009-2010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银行竞争程度并弱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