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规范结构探析

从裁判规范的层面讲,作为裁判规范的刑法规范是没有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从行为规范的层面来讲,不真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违反的是相同的犯罪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和不作为犯罪违犯的都是禁止规范。因此,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基于对刑法的恰当解释而做出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不存在和罪刑法定主义相冲突的问题。     

论等值性在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中的正确定位

现代大陆法系刑法学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方式实现刑法以作为形式规定的构成要件的犯罪。但是,作为犯和不作为犯的存在结构是不同的,不作为犯以作为犯的犯罪构成处罚存在类推之嫌。要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与罪刑法定之间的冲突必须考虑等置问题。但是等值性的判断是否是不作为的独立的构成要件、等值性的判断是否是不作为的独立的构成要件这些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本文从犯罪构成理论出发,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思考

（一）“不纯正不作为”这一概念由德国学者鲁登（Luden）提出，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刑法学理论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成立只需要有作为义务及行为的可能性即可成立。不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     

罪刑法定原则的二元论

罪刑法定原则或称罪刑法定主义一直是刑法理论学界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将罪刑法定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针对历来刑法学界在罪刑法定价值诉求以及形式与实质合理性上的争论,尝试从二元论的视角全面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     

影响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因素及解决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在刑法中的总要地位无可替代,但是纵观罪刑法定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罪刑法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那么,面临这重重困境,罪刑法定原则又该如何冲出困境呢?     

论"中庸"与中国古代"罪刑的法定与非法定"

中国古代罪刑既有法定的一面,又有非法定的一面.这是儒家的中庸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是刑事司法适用中强调根据主体不同,具体案情不同等而实行法定或非法定,这正是儒家以中用法这一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具体诠释.     

论罪行法定原则的局限性

成文法具有不明确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等缺陷,受此约束,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其实施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应当从"提高立法质量"、"及时立、改、废"等五个方面进行弥补。     

中西方刑法文化中罪刑法定思想的比较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遵循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依法定罪量刑的论述,然而作为一种刑法思想在中外刑法史上均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不同,罪刑法定思想所体现的理念、价值取向自然也各有不同。通过对罪刑法定思想阐述的对比,可以得出其中的历史价值。     

浅析行政不作为的问责及救济

行政不作为分为具体行政不作为和抽象行政不作为。具体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定、约定或合理期限内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且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基木概念,它是指依法享有行政立法权或者行政规范制定权的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依法制定、修改或废除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文件,或者迟延履行该项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对行政不作为行为的问责和救济实际是对不作为行为最好的解决方式。     

试论在刑事诉讼监督中如何保护人权

我国现行刑法和刑诉法废除了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法律援助等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但法制的完善并不能保证司法权不被滥用或错用,因此司法中侵犯人权问题不可避免.     

审计执法中的不作为现象应引起重视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执法人员有积极实施法定职责的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行为。审计不作为是指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有积极实施法定职责的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行为。 审计不作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在审计过程中不做、少做或不予反映权限内该做的事,对违纪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行为。由于审计不作为     

罪刑法定下刑法人性化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在众多学者呼吁之下,应社会需要终于在新刑法中得以确立,它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例外,在法律实践中也日渐凸现,且与有的著名学者提出的刑法人性化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给立法、司法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矛盾的双方是相伴而生的,我们无法根除。在此,作者仅在对二者冲突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使二者扬长避短,相辅相成,更好地实现刑法的职能。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关系新解

当前,我国立法界已经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刑法中却仍留有许多与类推制度相关的条文,刑法解释中也还保留许多类推解释,甚至法律实践中还会运用类推制度来定案。虽然类推制度已经被我国刑法所废止,但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可以说,我国虽然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但其与法律类推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不作为犯罪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是指负有必须履行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在能够履行的情况下而不履行的行为。由于不作为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身体的动作,那么不作为犯是否具有行为性的问题也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所谓"无行为则无犯罪",在这种理念下,如何理解不作为的行为性,各种行为理论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不作为的行为性进行论证,但都有缺陷,只有能合理说明不作为的行为性的行为学说才是正确的理论主张。研究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有利于确定犯罪范围,正确区分罪与非罪。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及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对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惩罚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现就其进行简要分析。     

论间接处罚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间接处罚现象,加重了对犯罪者的处罚。这种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的现象,使刑法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侵犯国民的人权。     

论我国刑法实质解释论的提倡

刑法规范的解释适用,究竟应当从形式角度还是实质角度进行,将从刑法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学说之争入手,通过分析比较提出应当提倡刑法实质解释论的观点。实质解释论更好地解决了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之间的冲突,有效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和刑法的安定性。在刑法实质解释论运行方面,主张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并以保险诈骗罪为例进行阐述分析。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佛山卖淫案”

“佛山卖淫案”一经报道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手淫等变态性行为是否属于卖淫的行为方式,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只能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对卖淫进行合理的解释。由于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卖淫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对卖淫进行扩大的解释并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且能实现刑法的法律保护的目的,即便如此,这种解释并不能代替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仍然亟需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试论在刑事诉讼监督中如何保护人权

我国现行刑法和刑诉法废除了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法律援助等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但法制的完善并不能保证司法权不被滥用或错用,因此司法中侵犯人权问题不可避免。当然,并非“存在就是合理”,恰恰相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侵犯人权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监督加以纠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就要担当起刑事诉讼监督的重任,在监督中保护人权。     

公诉工作应如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手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中既“雷霆万钧”又“春风化雨”。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充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控制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