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机制分析——来自地级市层面实证研究

文章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机制进行了探讨,采用2003—2016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SDM、SDEM与SLX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造成的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识别和测度,并对这一外溢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因果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证实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排放,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造成本地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虽然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工业污染转移,但是这种环境规制造成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明显的有界性和衰减性,并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进而佐证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就近转移。此外,还对影响地区环境污染空间外溢的因素进行了效应分解,进而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逻辑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经济转型中的环境污染和制度规制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曲线概括起来呈倒U型分布。起初,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之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丧失,最后,环境污染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环境生态恶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急剧恶化,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极端困难。纵观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规制环境污染始终是经济转型国家的重要任务。     

中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红利”视角

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又加重了环境的恶化,使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解决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制定了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污染减少的"双赢"。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双重红利"视角出发,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发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实现"绿色红利",但实现了"蓝色红利",即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没有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协整机制——基于VAR模型和VEC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1年我国环境规制和3个典型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VAR模型和VEC模型等方法和工具,分析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与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和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均存在长期协整均衡关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均能构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变化的Granger成因,反之则不成立;当短期波动使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与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偏离部分将在当年被不同程度地调整和修正。最后,提出环境规制应为实现我国两型社会保驾护航的政策建议。     

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现状及防治措施

随着装修住宅的日益拓展,室内居住环境质量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房屋装修造成的室内环境污染,可引发多种疾病,因此如何控制室内环境污染是人们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针对当前居民室内装修的状况.详细分析了室内空气中四种主要污染物的特点、来源及其危害,并根据这四种主要污染物的不同来源提出了从装修源头和家具污染室内环境质量两个方面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措施.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煤炭生产企业环境成本探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煤炭企业关注的话题。为了更好地解决污染问题,煤炭企业就必须在成本核算中增加其成本。本文主要从环境成本概念出发对煤矿生产企业环境成本现状、解决煤矿生产企业环境成本问题的途径进行探讨。     

论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自我规制

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自我规制不仅是出于提升竞争力和应对市场压力的考虑,也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发展与深化密切相关。本文对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行为动因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需要通过开放市场引入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或者通过提升消费者等利益相关团体的环境意识来激励我国现阶段企业参与环境保护。     

谈论经济危机下我国房地产经济的思考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也有一定要求.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生活与环境.本文就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进行了分析.     

环境规制激励机制——基于非营利组织角度

基于新规制经济学中的规制激励理论,对代表利益相关者的非营利组织(NPO)参与环境规制的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具体而言:首先在理论上证明了NPO参与环境规制会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和规制的社会成本;然后通过讨论规制激励的约束性条件,理论上支持了NPO参与环境规制的分离激励机制更可能有效激励规制企业向高效率、低污染、高环境友好水平类型转变,指出分离激励机制是可改变环境规制现状的占优规制工具之一;最后结合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状告中石油的环境公益诉讼事件,探讨了NPO参与的分离激励机制的现实适用性。     

浅谈人居环境与城市园林规划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在居住方面的追求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结构安全,经久耐用.而是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比如:环境优雅、建筑物新颖、美观、节能、环保、适用……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和城市的品位,园林规划自然而然的渗透就到其中.本文就个人的理解论述人居环境与园林规划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浅谈人居环境与城市园林规划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在居住方面的追求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结构安全,经久耐用.而是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比如:环境优雅、建筑物新颖、美观、节能、环保、适用……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和城市的品位,园林规划自然而然的渗透就到其中.本文就个人的理解论述人居环境与园林规划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视角

基于201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和噪声环境治理的效果,以及在这四类环境污染下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感受不同,导致公众在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也不同;公众对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污染治理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其原因在于上述类型环境污染对公众造成的直观感受较深,短期内对健康威胁较大;而公众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效果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公众对中轻度大气污染的直观感受不深刻,短期内健康未受到大气污染的明显影响;公众参与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