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利益集团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与产能过剩——基于钢铁进口保障措施与“冷轧板卷”反倾销案的案例研究

以钢铁进口保障措施与"冷轧板卷"反倾销案作为切入点,对两起案件中政府、国内外钢铁利益集团和钢铁下游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展开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当面对利益受损时,国内钢铁企业、国外钢铁企业和政府以及国内钢铁下游企业会迅速组成利益集团;从影响机制上看,国内钢铁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政治联系影响政府,国外和国内钢铁下游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政治压力影响政府;从影响结果上看,强有力的国内钢铁利益集团能够获得"双重"贸易保护,这样的保护虽在当时帮助国内钢铁企业扩大了产能,但也为后来的产能过剩埋下了隐患;另外,国外钢铁利益集团和钢铁下游利益集团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贸易保护的力度,缩短贸易保护的时间。     

发达国家反倾销的动因:供给角度的分析

发达国家一直将反倾销作为最重要的贸易保护政策之一,它们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反倾销措施的使用者。文章从供给的角度探讨了发达国家大量使用反倾销的原因,认为宏观经济失衡的常态是政府供给反倾销政策的外部动因,追求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供给反倾销政策的内部动因,而反倾销相对于保障措施和反补贴的政治成本最小决定了政府必然偏好于使用反倾销。     

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借鉴社会关注模型中的观点,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会关注特定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并结合保护待售模型,在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一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内进口或出口利益集团利益的目的,会选择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引发贸易伙伴国之间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冲突,出现贸易摩擦,其中政府给予利益集团福利的权重以及利益集团代表的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对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对外反倾销动因分析

我国反倾销政策的决策反映了需求者(进口竞争性产业)利益诉求、政府主导决策的特点,体现了政府在政治稳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等方面的目标取向.贸易自由化是我国选择反倾销政策的重要客观原因,经济利益集团在反倾销中只具有"边际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反倾销政策供给的内在动因.     

政治捐献、标准执行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

本文对Grossman和Helpman的利益集团游说模型进行修正,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中的标准制定与执行中的偏差现象。研究结论发现,尽管中央政府制定的安全规制标准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但由于煤矿企业存在支付"政治捐献"的现象,地方政府会选择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进行执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矿工组成工会组织,通过"政治捐献"影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扭曲度会下降,工会人数越多,地方政府执行的标准越高。     

反补贴:中国和欧盟贸易之间的博弈

反补贴是继反倾销之后兴起的又一种贸易保护政策的一种手段,在2010年,欧盟和中国对彼此都发起了反补贴的调查,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想,反补贴是否会成为欧盟与中国贸易之间的一场博弈.反补贴的影响有利有弊,重要的是我们要趋利避害,针对反补贴提出有利欧盟与中国双方贸易的有效措施.     

我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力能否有效抑制国际对华反倾销?

本文利用1981—2007年的国际对华反倾销数据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和报复能力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此外还发现,宏观经济不是影响国际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外国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国际对华反倾销的增加;反倾销案件是国外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对其实行贸易保护的结果。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应维持汇率稳定,完善行业协会,降低对某些国家过高的出口集中度和适度对外反倾销的政策建议。     

农产品不公平贸易政府行为的市场动力及耦合机制研究

由于一些国家经常采取各种手段,实施不公平竞争,导致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一方面,任何农业贸易政策都是政治市场均衡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政府为获得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农业目标必须与其他行业目标保持平衡,同时,农业贸易政策目标也是多元化的,存在各目标彼此协调的问题。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农业政策的形成具有连续性和惯性。     

美国的贸易保护:“国家利益”决定抑或“利益集团”导向——基于美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在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或政府目标)以及国内利益集团都是重要的影响变量。对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的实证分析表明,国家的核心利益或基本目标始终是决定贸易保护程度的主要变量,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或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来自制造业经验证据的支持。     

试析政治因素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

2008年的“韩国牛肉风波”震荡了韩国政坛,自由贸易政策为何推行起来如此之难？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及相关的政治因素来剖析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对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抉择。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因为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集团压力均衡下的结果。     

WTO贸易救济体系:1995～2010年回顾与评析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构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三大贸易救济制度和机制。通过对WTO有关这三类措施1995～2010年间的统计资料的多视角分析,我们发现:统计期内WTO成员的贸易救济呈现出"两高两低"的总体特征,且迄今仍以反倾销占统治地位,但近几年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呈上升趋势;从成员使用贸易救济的情况看,G20国家以及欧盟是使用主体,其中印度是全球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用户,美国是全球反补贴的最大用户和反倾销的第二用户;而中国则是受全球贸易救济影响最大也最广泛的国家,不仅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在全球反倾销第一对象国的"宝座"上,而且也是近年来事实上的全球反补贴的第一目标国。更为突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越来越成为保障措施特别是歧视性特保措施的牺牲品;最后,就产业影响而言,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近一半是针对冶金和化工这两大行业的,其中以钢铁冶炼与制品为代表的贱金属及其制品行业受影响最大。     

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政策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相关调查分析可以得出,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政策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能够通过政治捐献手段、政治途径、影响贸易谈判、影响本国政策几个方面来影响国际贸易政策。实际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人物就是企业利益集团,可以看出早在1929年美国修订《关税法案》时就已经受到企业利益集团的影响。随着科学的进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理论、观念的产生,对于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政策政策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变得更加完善,通过学者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与公众、个人、集体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分歧,但是利益集团往往都会利用多种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压力、以此来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可以说贸易政策就是政府对利益集团妥协后的结果,这些受到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手段影响后的贸易政策,往往都会对利益集团有利。     

美对华贸易政策倾向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近年来,全球范围带有连锁性和示范性贸易保护政策的频繁使用,中国则在易保护政策风潮的冲击下身受其害,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WTO)成员国。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事例频繁发生,尤其是美针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使     

政府规模与贸易政策制定的新政治经济学——基于多代理人保护待售模型的分析

近期学者对贸易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研究均显示,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相对较高,而标准的贸易保护待售模型无法对此进行解释.本文通过将“多代理人共同代理”模型引入到Grossman和Helpman (1994)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多数制下政府规模对均衡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并解决了上述问题.分析表明:由于利益集团需要把政治捐资在多个代理人之间进行分配,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单个代理人平均获得的政治捐资也就越少,因此贸易保护水平与政策制定机构的规模呈反相关关系.     

“双反措施”中存在“双重救济”的可能性分析——基于“美对华双反案”

从2006年铜版纸双反案作为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的开端,到现今美国将双反作为贸易保护手段的新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形式开始由反倾销争端为主转为反倾销反补贴并行。基于"美对华双反案"有关中国四种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WTO磋商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评析,提出双反措施存在双重救济问题,并分析双重救济的违法性。     

美国实施反倾销贸易政策的动因、绩效与启示

文章通过对美国反倾销贸易保护活动特征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实施反倾销贸易保护政策的动因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强度,并对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往往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对一国整体福利来说并不一定有利。因此,在全球竞争中,为提高贸易效率,各国应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体制。     

从加拿大三起对华反补贴调查案看如何加强反补贴应对工作

反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允许进口成员方依法采取的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之一。虽然从案件数量、涉案金额看反补贴案件大大少于反倾销案件,但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特别是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贸易救济措施。由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一直以来没有遭受国外反补贴指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世贸成员完全或部分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反补贴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加拿大连续发起三起对华反补贴案就是最好的证明。反补贴案件主要针对政府补贴政策,应诉主体是涉案国政府,应对工作与反倾销案件有很大区别。从这三起案件的应对工作情况看,     

我国出口商品遭遇“双反”的原因分析

反倾销反补贴的本意是在于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维护贸易秩序。然而一旦"双反"被当做贸易保护手段滥用则不但会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还会遭到出口国报复,阻碍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交往,进而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频繁遭遇"双反"调查,给我国出口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因此分析研究其原因所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对华农产品反倾销贸易救济效果分析——基于第三国(地区)市场的视角

在国际贸易中,对出口方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被认为能够为进口方、即反倾销发起者提供有效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在对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效果的分析中同时考量第三国市场,则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效果很可能低于发起者预期。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从第三国市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华农产品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反倾销措施使中国受限产品发生了贸易偏转并挤占了反倾销发起方的海外市场,从而降低了美国反倾销贸易救济预期效果。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美中的贸易摩擦和救济的效果进行了分析,为贸易政策制定及今后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参考。     

WTO贸易救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贸易保护性质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并已演变成为重要的贸易保护工具和维护国内特定产业利益的有效手段,其矫正作用已经被扭曲了。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探讨了WTO贸易救济政策供给的动因,揭示了目前国外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政治经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