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中心城市在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弥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往往体现为主要城市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通过集聚和扩散作用带动着区域经济增长.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建模说明了中心城市影响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反应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协同度的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关键变量.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协同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改变关键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主导产业提升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以浙江义乌市为例

批发业作为主导产业对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是历史与文化、制度与管理、经济发展和规划建设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作用机制表现为连锁反应过程。即:制度作用推动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义乌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优化;批发业联动其他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各种资源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集聚作用驱动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空间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扩散作用增强;批发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加速了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义乌市影响的空间范围扩大,成为浙中区域的经济中心。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都市圈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人才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核心动力,各城市对人才求贤若渴,相继发布人才新政以招贤纳士。从城市硬条件和软因素角度,构建包含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的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利用中国18个都市圈中心城市2008-2016年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和随机效用模型分析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与人才集聚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不同,不动产结构对人才集聚度的影响最大,是经济势能影响的2.23倍,是创新投入的1.64倍;其次是创新投入,其影响是经济势能的1.36倍。且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中心城市不动产结构、创新投入和经济势能每增加一个单位,人才集聚度将分别上升0.42、0.25和0.19个单位。     

沿海欠发达地区经济联动开发模式研究——以江苏沿海开发为例

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受到密切关注。沿海欠发达地区面对经济高地的压力,要紧紧抓住其发展机遇,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打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赶超经济发达地区。本文在总结国内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沿海欠发达地区要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经济联动开发模式。首先要实现城市联动,通过不断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扩散作用和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打造经济中心与腹地经济联动发展的沿海经济圈;其次要实现产业联动,通过传统特色产业与新兴高科技产业联动和陆地产业与海洋产业联动相结合,打造支柱产业与新兴产业联动发展的沿海经济带;还要实现＂港口-城镇-产业＂联动,通过港口与城镇联动和港口与产业联动,打造港口、产业和城镇三位一体的港口经济区。希望可以为沿海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参考。     

建设"大银川"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王正伟

记者: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城市化的程度决定一个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和辐射源,国内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中心城市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聚集和扩散、辐射作用。江总书记指出: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开发不可能全面铺摊子。要选择现有经济基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从宜昌地区看中心城市与区域城镇发展体系问题

城市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从广义上说,一切城市都是相应地域范围内的中心城市。但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分级的,它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等级。由于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历史基础不同,城市在国家和地区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那些据有最有利的位置,在较大地域范围内发挥影响和作用,并领导着基层城镇的城市,无疑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常把这一类城市,特称“中心城市”。根据我国当前城镇发展的特点和水准,一般省内地区一级以上的区域发展中心,都起着“中心城市”的作用。     

基于ESDA-GIS的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及驱动力分析——以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为例

采用ESDA与GIS技术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为研究对象,选取10项经济指标数据,对2000-2008年密集区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趋势、特征与驱动力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相当的县域之间集聚度不断提升,空间极化成为该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的主要趋势,产业结构、集聚效应、边界效应为其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HH型、LL型县域分别趋于向密集区北部和南部集中,南北差异为该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表征;密集区北部(核心区)对南部区域的空间极化作用持续增强,以西宁市区为中心的局部空间扩散作用显现.     

基于公路交通流视角的吉林省城镇中心性及影响因素

识别流空间视角下的城镇地位及其发育状况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认知基础之一。基于县域公路客运班次数据,在Ucinet及Arc GIS软件支持下,从整体网络、城镇中心性及地理探测等三个方面对吉林省城镇中心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省域整体网络结构相对松散、核心网络实力偏弱,城镇间空间联系有待进一步提升;市域内空间联系相对紧密、跨市域联系则明显不足,区域联动发展进程相对滞缓。(2)地级城市程度中心性普遍较高、省域边缘城镇的交往能力总体处于从属地位;城镇节点的空间链接效应具有地域差异特征、区内空间联系多通过地级城市中介作用完成;综合中心性视角下的城镇层级总体呈首位分布特征并形成"一极三核"的省域"中心—枢纽"格局,区内出现"八子群、四片区"的组团现象。(3)将地理探测器方法应用于城镇中心性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省域内城镇节点中心性的影响较小,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交通承载力等因子对城镇地位及角色影响明显,路网密度仍是影响城镇空间链接水平的因子之一。为此,应提升省域东西部地区核心城镇资源集聚能力,优化省域边缘城镇产业结构、增强市场活力,合理配置区域交通资源、完善边缘城镇交通基础设施,以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城市群空间演进与产业联动——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例

空间演进与产业联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人口与就业、资金、市场、科技创新、制造业集聚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显示出较高的首位度;空间自相关指标LISA(i)分析表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空间联系的主导形式是集聚,中心城市已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扩散效应,但还较微弱;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而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则较弱;制造业产业联动的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性,而其他城市间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程度的同构性.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晋城为例

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区域经济则是中心城市的依托和支撑。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路径是,以城市为中心由面——点——面的进程。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在现代社会,载体及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企业、产业和城镇体系三者的相互作用。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是在比较利益推动、市场机制驱动、制度变迁促动、人居环境拉动等动力机制的合力作用下通过企业、产业、城镇体系等载体实现的。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本文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能够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解决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主要发现有: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主要表现出集聚效应),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整体集聚度的影响类似。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以及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在加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或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集聚度的交叉项,采用ivTobit或Fractional Response模型,以及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要继续增加集聚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防止集聚度过大带来的负向效应。     

都市空间维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大量的企业决策中心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揭示其管理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以杭州市生产型服务业的7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区位选择为例,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细分行业集中指标和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应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确证了规模经济、外部性及劳动力分化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并得出三点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服务半径较长或高度依赖外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第二,企业规模影响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高低,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其集聚偏好也越大;第三,企业规模与区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该行业产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影响。     

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

通过对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相关数据的因子分析,将金融集聚因子降维成规模因子、质量因子和活跃程度3个较稳定的可解释因子,并与2005年相应数据进行比较。根据金融集聚指数,将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划分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次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省域金融中心及地方金融中心。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全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展现,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构成全国性金融集聚服务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与城市规模有着极强相关性,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是金融活动的主要集聚地;各省区的金融集聚中心一般为其省会城市及其副中心城市。分析金融集聚指数2005—2010年的变化率,全国金融业集聚态势有从全国金融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的趋势,并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不断传播。     

我国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群发展规划速度明显加快,城市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文章使用城市空间隔离程度与城市边缘性之比对城市集聚程度进行度量,基于2004—2020年我国25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并实证分析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适度的城市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城市集聚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活力,减低居民失业率,提高产业协同作用,提升城市疏解能力,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研究结论经过了稳健性检验。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发展配套政策体系,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市场建设,改善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在市域范围内,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为原点,随距离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呈现向心集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集聚度有所减弱。进一步地,距离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距离机场的距离、到中轴线中心距离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路网密度以及距离制造中心的距离的作用较弱;政策新区和发展区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水平对当期的集聚影响较大,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圈层+极化"的空间布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影响因素着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集聚区位、集聚过程等进行科学引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