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信任与商业信用融资

基于信任视角探析内部控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作用,以及该作用效果受信誉型信任、个性特征型信任以及制度型信任三种类型信任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因素中, 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显著;三种信任维度与内部控制在商业信用融资中起到互补作用。补充检验发现：较之地方国企,中央国企在获取商业信用融资时处于有利地位,且其内部控制质量能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本文丰富了中国情景下内部控制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也为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完善商业信用环境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

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2017年与2019年两轮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户信贷约束,降低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成本,从而促进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数字普惠金融在补充农户外部流动性的同时,还减少了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对自身流动性的占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存在上下游纵向关联、生产经营多元化程度较低与非粮农产品占比较高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信用供给能够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增强了农户使用商业信用参与市场的意愿,这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和提升农户福利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影响了农户与下游经营主体之间的要素配置,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生产经营与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商业信用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商品交易初期是以"钱货两清"的方式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被越来越多的赊销取代。文章基于商业信用融资方式是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的背景下,主要从商业信用融资的理论综述、对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的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优化商业信用融资成本的对策这三个方面着手,针对各企业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不合理应用导致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进行商业信用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     

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

选取201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并探究管理者能力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减少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而管理者能力可以有效缓解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缓解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以及相关部门规范商业信用市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组织德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商业伦理研究领域,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即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和德性伦理。目前,从德性伦理视角研究商业伦理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组织德性是组织作为整体的伦理性格特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介绍了组织德性的研究源起、概念界定、维度与测量、形成条件及影响效应,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组织德性研究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商业伦理研究领域,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即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和德性伦理。目前,从德性伦理视角研究商业伦理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组织德性是组织作为整体的伦理性格特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介绍了组织德性的研究源起、概念界定、维度与测量、形成条件及影响效应,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略论国家商业信用政策的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商业信用政策发生了两次大的变迁。国民经济恢“过渡时期”国家禁止、取消了商业信用,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政策的变迁有深刻的经济体制变迁之因。国家商业信用政策的变迁对我国信用制度、经济运行,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经济体制转型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变迁北大核心CSSCISSCI

商业信用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是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随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动机渐变,政府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规制也发生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角力的夹缝中残存,商业信用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运用票据化商业信用融资,但市场对于商业票据融资却踯躅不前。只有协调好市场力量与政府的作用,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才能真正创新。     

国外商业伦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对经济危机导致的各种困境与挑战,商业伦理日益成为组织行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归纳了商业伦理概念内涵与特征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而回顾了以往有关商业伦理形成与影响机理的主要理论模型及其相互联系,最后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未来商业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及核心内容进行了预测与展望.     

超额商誉与商业信用融资

利用我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供应商和客户的角度出发考察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抑制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超额商誉会使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会计稳健性下降,导致供应商和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意愿降低.拓展性分析还发现当企业处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市场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时,超额商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研究表明供应商和客户会将超额商誉视为企业高风险的信号,拓展了超额商誉负面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监管部门和企业制定相关决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商业信用、高管薪酬与公司价值

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能提高高管薪酬,但是不能提高公司价值。商业信用和高管薪酬在对公司价值起负作用时存在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并无明显差异。研究表明:当高管薪酬主要还是以业绩为基础,高管就有足够的动机利用商业信用制造"不真实的增长",从而达到获得高额报酬的目的,但是高管这一行为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商业信用和高管薪酬在降低公司价值的作用中存在替代关系,上市公司要在商业信用制度性安排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之间权衡。     

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构建——基于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考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建立,是抑制投机、规范市场、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市场主体证券交易所信用机制看,经纪人信用管理、股票交易操作规范、抵押放款证券化、信用交易等方面举措激活证券信用机制;从非市场因素分析,股票商业公会、征信所、中国股票推进会、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参与,在会计制度近代化、经纪人对保及债券信用调查等方面促进了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完善。在政府对证券市场信用机制建设不完善的背景下,来自于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的"看不见的手"与社会信用机构参与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中国近代证券市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信用机制对当代仍具有参考意义。     

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构建——基于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考量

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建立,是抑制投机、规范市场、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市场主体证券交易所信用机制看,经纪人信用管理、股票交易操作规范、抵押放款证券化、信用交易等方面举措激活证券信用机制;从非市场因素分析,股票商业公会、征信所、中国股票推进会、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参与,在会计制度近代化、经纪人对保及债券信用调查等方面促进了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完善。在政府对证券市场信用机制建设不完善的背景下,来自于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的看不见的手与社会信用机构参与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中国近代证券市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信用机制对当代仍具有参考意义。     

试论我国商业信用权的法律属性及保护

本文以法律的视角，从剖析商业信用权的属性入手，结合我国建立社会化商为信用体系的实践，为我国加强商业信用权的法律保护提供若干立示和司法建议。     

要广泛推行商业信用并使之票据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业信用的再认识

五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试行商业信用》的文章(见《南方经济》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虽然提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也有必要推行商业信用,但同时又提出许多限制商业信用的条件,如“不能使用商业票据,禁止商业票据流通”,“把商业信用纳入国家计划,并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等观点,现在看来都是不正确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业信用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使商业信用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商业信用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应当广泛推行商业信用     

治理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法律思考

本文从跨国公司视角剖析了商业贿赂犯罪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在梳理、归纳国内现有的反商业贿赂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建议。     

社会信用背景下政府与交易者的博弈研究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研究信用问题时较多针对市场交易买卖方之间和卖方之间的博弈研究,但现实中政府也参与了博弈.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将政府作为虚拟市场的一个参与者,使其参与交易者的博弈,并分析其对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揭示出政府在面对不同信用问题的情况下如何做出最优行为选择.     

中国经济转型:第三配置视角

研究转型问题,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资源配置视角看,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不仅面临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第三配置失效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日益严重的信用失效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以中国为个案,对第三配置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析。     

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北大核心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信用观的历史考察与重铸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己经进入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的时期,信用问题、债务纠纷、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许多学者对造成中国现在信用状况的原因和应对措施进行了探讨,而少有从对中国信用观历史考察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略作浅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