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三个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农村社区信任度降低、规范缺失和社会网络弱化,并提出了发挥优秀传统社会资本的优势和利用新的社会资本两个措施,来促进农村社区的治理.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业委会治理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年来,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重点,而作为社区治理重要主体之一的业主委员会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业主委员会是维护业主集体利益的社会自治组织,但是目前我国业委会自治水平并不高。基于对S市QP区的多个社区的实证调查,并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业委会治理的困境进行解析和探讨,对促进社区中不同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以及促进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均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庄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必须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协同困境与破解思路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能力不足凸显,使其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佳、基层政府行政掣肘、社区居民参与度不足等多重阻力。鉴于此,提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协同治理的对策,即理顺政社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挖掘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优化专业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拓宽居民参与的广度及深度,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在机制创新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区日益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基于此,结合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案例的分析,试图探讨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系统探讨

依据治理理论,本着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相结合,变纵向强制型的社区管理为新型横向交叉式的契约型社区管理的原则,使政府、企业、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为强化社区管理意识,在借鉴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制度和治理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进行研究.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新时代共治视域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工作对策研究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关键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工作的重心则倾向于社区治理,因此,社区治理工作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部分,但社区治理工作发展仍面临多重困境。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探讨政府、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多方主体如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可拓展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领域,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探索共治视域下社区治理工作新对策。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路径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是社区工作当务之急。文章从社区治理理念出发,提出应设立社区工作站,形成社区合作治理局面;健全社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提升社区自治水平;从三方面着手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用信息化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益;从选、育、管入手打造过硬的社区干部队伍,实现社区工作者专业化;通过夯实战斗堡垒。增强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路径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是社区工作当务之急.文章从社区治理理念出发,提出应设立社区工作站,形成社区合作治理局面;健全社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提升社区自治水平;从三方面着手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用信息化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益;从选、育、管入手打造过硬的社区干部队伍,实现社区工作者专业化;通过务实战斗堡垒,增强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     

贵阳市花溪区生态型区域治理探讨

生态型区域治理是现代社会新型的治理模式,贵阳市花溪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进一步拓宽思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根本转变,调动企业、事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态素质。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表明,它们在社会资本、制度设计与技术平台方面具有较好的协同动因,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为社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而社区社会组织则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拓宽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协同领域,并且创新协同方式。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一个基本框架

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嵌入受到小农经济和村社文化的约束,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一农民协会一专业合作一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ISO 26000风险及中国应对策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把企业社会责任拓展到了组织社会责任,涉及了人权、劳工权益、国际行为准则、政府治理、国际公约及协定等敏感问题,被认为会对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乃至遭遇风险。论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对ISO 26000风险的策略,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系统风险消减策略和治理、经济、技术、素质等四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建设策略。主要结论是：要求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促进组织效益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改良具有积极意义。组织应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与发展阶段,采取上述社会责任应对策略,有效地应对及避免ISO 26000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风险。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UK EMPIRICAL STUDY

ABSTRACT:  The social enterprise sector in the UK is going through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 and is being seen by government as another important vehicle for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 As a result the issue of public trust in social enterprise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While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governance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ith some exceptions (e.g. co-operative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support need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reported here aimed to help fill that gap.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with governance advisers, board members and chief executives it explores the typic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paper develops a new, empirically-grounded typology of soci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i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presents findings about some of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at are common across the sector and some that are more distinctive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enterprise.     

组织惯性、激励机制与新型企业的治理实践

在新型公司的治理实践中，除了正式的激励机制之外，组织惯性作为非正式的激励机制发挥着关键的互补作用。组织惯性是企业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并维系的一组关系合约集合，它反映了嵌入在组织内部的群体认知。组织惯性提供了正式激励机制所嵌入的组织社会情境，受正式激励机制影响的同时又对组织的正式激励机制产生影响。新型企业的治理实践必须保持两者的匹配与协同演化。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业科技创新

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性工程,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推动的手段,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但农业科技创新也需要有新的治理模式,传统的以城市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科技长入经济的进程。城市、农村以及各级政府、市场和城乡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打破了单中心制度安排中最高权威单一性的权力格局,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承担起了农业科技创新区域内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并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应通过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通过构建一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     

高危时代全球治理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研究

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高危时代”，这对传统的以家庭、国家为中心的危机治理提出了挑战。为了全面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的新型危机，提出了由国际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民众以及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嵌套博弈的分析

解决农村公共物品效率问题应以多边治理思想代替简单的供给思想。农村公共物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社会关系博弈之中。改变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决策体系,将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博弈结构。在这种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村委会及各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效率。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现状与对策——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要求引进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要求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构与公共组织三套工具,建立起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机制和供给融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