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探索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基本思路。而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问题,不但要理顺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关系,努力拓展市民化资金来源渠道,还需要构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及其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责任主体。本文首先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机制,主要从分城市、分农民工、分项目等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明确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设计了不同层级的成本分担机制,包括:各级财政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分担机制;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机制;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综述

文章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的收益-成本理论、市民化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具体内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和市民化过程中成本分担的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     

走向共同富裕: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学考察——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及政策优化仿真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讨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通过Vensim PLE软件构建成本分担模型，分析不同情景下各地区相关主体的因果反馈关系和未来发展走向。研究发现：（1）在保持各项成本和收益增长率不变情况下，社会和政府每年至多负担4%-6%新增流动人口市民化；（2）为减轻个人、企业等社会主体压力，各项经济成本应一定程度向政府部门倾斜；中央需通过增加财政事权比例，鼓励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3）各区域因自身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异质性面临不同程度财政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可依靠自身财力实施高市民化率，财政缺口较大地区需借助中央支持推行就近城镇化，但中部地区陷入地方自身财力缺乏和中央财政支持不足的两难困境。文章建议从财政开源、财政分担、财政转移等方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并由此缩小城乡差距。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是个伪命题

市场化主导的工业化将内生地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并不需由谁来分担 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就是一例。这使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单位一位领导取笑城市化观点，说这些书呆子，政府哪有钱安排农民进城。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紧抓3个关键,即始终坚持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肯花时间、下成本、想办法,从而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为了谁","谁来做","怎么做"等问题,促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公共意识培育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关键。如今,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被视作"主力军"的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失范"的最大限制是公共意识培育的"缺位"。由此,将经济行为、身份认同、政治参与、空间规范等纳入农民工公共意识培育的基本内容,摸清其面临人力资本水平乏力、顶层设计政策失位、社会支持偏见排挤、代际传递根深蒂固的处境,在"赋权"、"增能"、"调适"上着力构建一套农民工公共意识培育的责任分担、顶层设计、社会参与、素质养成最优机制,是推动农民工真正市民化的亟需举措。     

论农民市民化及其主体素质

我国的农民市民化是受阻农民突破环境障碍取得平等地位的过程,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市民的过程,是主体农民创造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过程.主体性是与主体地位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农民的主体性需要得到尊重.主体素质与主体性具有必然的联系,优化素质结构对于农民的主体作用意义重大.当前市民化的最大难点不是外界的责任担当,而是农民自身素质结构的优化.     

上海特大城市郊区“谁来种田”问题的几点思考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其中农民既是"三农"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关系农业和农村发展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解决农民问题,一方面是要"转出去",大规模地减少农民,解决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与彻底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留下来",保有一部分农民,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而留下来的农民,是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内生动力,是关系农业、农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模型及测算机制——以青海省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内涵式转型的根本,其中成本问题是达成市民化目标的关键。文章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成本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测算,提出青海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筹集渠道,为城市化科学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职业分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农民市民化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职业过于单一,进城农民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上都难以达到与城市人口相当的水平,这是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选择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路径选择来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而实现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合理划分政府、企业、个人责任,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是我国城市化绕不开的一道"坎"。     

从战略高度认识农民市民化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从长远的和宏观的视野分析,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让农民变市民,“乡下人”变“城里人”,即实现农民市民化,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就这一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作一分析探讨,以期在思想上提高人们对农民市民化重大意义的认识,在行动上努力争当农民市民化的促进派。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目前对农民市民化问题,无论是在政府官员中还是在     

浙江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

据测算,目前浙江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5．4％,人均市民化成本在35．53万元至76．24万元之间。需加速浙江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优质农民工率先市民化、落实多元分担的成本化解、构建面向发展与未来的市民化推进机制,     

被征地农民城市融入的理性分析

被征地农民"半市民化"状态将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被征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推动被征地农民完全市民化的价值取向。     

农民工市民化辨析

农民工作为介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一个层次,客观上包括四元结构。同时,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存在着一定联系,但也有着很大区别。由四元走向一元,面对不同的群体,因为市民化的内容不尽相同,因而制度的供给也应该有所差别。当前,倡导城镇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有违于"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极有可能使得改革又回到城镇偏向政策的老路,因此应从宏观上设计"农民市民化"的路径,而不是站在城镇这个中观层次上仅仅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市民化",既要从生产方式方面着手,更要从生活方式方面着手,但是最为关键的则是实现农民的知识化,进而稳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收入-成本”对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的壁垒影响※

该文以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和成本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进城农民工在低收益状况下的生存依赖和生活方式、行为取向、心理倾向，认为当前进城农民工的低收入低职业地位也必然造成他们的低心理位置和低心理行为，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壁垒，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并会阻缓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     

转型期中国农民市民化研究回顾与反思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即农民市民化问题。农民市民化是在我国城市加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失地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实现背景下的重要课题。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对加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至为关键。     

试论“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的弱势地位

有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大都将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弱势群体。事实上,该群体的经济收入并不比城市居民少。不存在所谓的"身份歧视",因为生活在"陌生人社会"的城市居民并不关心他人是否具有市民身份。所谓"弱势地位"只是自卑心理在社会关系中的投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成本及解决对策——以泰安市为例

文章在考虑物价指数的前提下,测算了山东省泰安市七个区县2018~2020年农民市民化的显性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教育成本、个人住房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着做好"加减法"的原则提出了对策,希望对泰安市在2020年实现城镇化目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