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作用的实证分析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三大政策并用,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增长与治理通货膨胀。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三大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新凯恩斯框架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变化及货币政策分析

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分析框架,在考虑利率滞后项和预期项的情况下,通过最优化中央银行的目标损失,构建中国的通货膨胀方程,并采用1992年以来的季度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事后调节和事前引导的实际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主要受经济主体通货膨胀预期和产出缺口的影响;利率变化在短期内并不改变通货膨胀的变化方向,不过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逐步显现;预期实际利率对当期物价波动有着正向引导作用,并且在子样本的稳健性分析中证实这种关系有加强趋势.这些实证检验结果对我国调控物价水平及制定更加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与事业的经济活动向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过渡。在这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的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对调节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健康运行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文章通过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讨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思考—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角度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且随着危机的加剧，危机由金融市场蔓延到了实体经济，从美国扩张到了世界各国，凯恩斯主义应时金融危机的作用，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对居民就业的影响——基于MIU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包含居民和企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内嵌劳动力供给的MIU模型,分析货币供给增长率变动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居民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大于（或小于）1,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就业。鉴于目前中国居民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较高,因而推断货币当局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能有效促进居民就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证实了这一推论。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居民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将不断下降,因而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才是解决居民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粮食价格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构造了农户生产行为函数和农户消费需求行为函数,并结合相关约束条件,利用随机离散动态规划理论,推导出农户消费需求和生产行为的贝尔曼方程,进而求解出用于分析中国粮食价格传导机制的DSGE模型。实证结论表明:从短期来看,农户外出务工工资上调会对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并使得粮食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上调农户外出务工工资使得农户总体收入增加,从而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最终使得粮食产量供给增加和粮食价格下降。增加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可以粮食总产量上升、粮食价格下降;同时使得农户的自产粮食消费需求、非粮食消费需求和农户消闲时间均增加,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效用。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变量分析与财政货币政策取向

中国经济2001年依然保持较劲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拉动.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200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放在扩大内需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但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内容做出必要的调整,比如从过去的扩大支出为主转变到结构性减税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人民币利率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基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测算出我国财政政策乘数为1.88,并且呈上升趋势.本文还以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为例,测算财政支出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和进出口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应对金融危机,选择以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工具是正确的.随着我国经济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调结构”和“稳增长”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国货币财政政策存在区域效应的实证分析

货币财政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关于它们的研究文献数不胜数，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对两政策实施后的区域效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结合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发展已经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通过两地区的简约化模型对1978-2004年间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样本地区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区域不对称效应，特别是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影响差异。     

中国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并利用季度数据对此进行了估计和检验。研究表明,这种具有凯恩斯特点的宏观经济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波动。与此同时,我们对模型的动态稳定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数理分析,从而揭示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调控绩效比较——来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构建了包含金融加速器、工资调整粘性以及消费惯性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非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以及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等三个方面对比了不同货币工具的调控绩效,研究显示,价格型工具的调控绩效优于数量型工具,而稳健性分析也对此提供了进一步证明。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地运用利率工具以更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deep habits

Allowing habits to be formed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goods – deep habits - can radically alter the fiscal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s the counter-cyclicality of mark-ups this implies can result in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ing-in rather than crowding-out private consumption in the short run. We explore the robustness of this mechanism to the existence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the supply of goods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e then describe optimal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 our New Keynesian economy subject to the additional externality of deep habits and explore the ability of simple policy rules to mimic fully optimal policy. We find that the presence of deep habits at empirically estimated levels can imply large externalitie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and tax policy. However, despite the ri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s implied by deep habits, government spending is barely used as a stabilisation tool under the optimal policy.     

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研究目标：分析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及福利效应。研究方法：将内生化的政府支出（税收）政策以及包含汇率的价格（数量）型为主的混合货币政策一并纳入一个小型开放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放开,财政政策方面,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好,政府支出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效果越来越差;货币政策方面,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及利率上升的跨期替代效应减弱。从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分析表明：无论是与内生化的政府支出（税收）政策组合还是与财政赤字政策组合,价格型为主的混合货币政策始终优于数量型为主的混合货币政策。研究创新：考察在高、中和低三种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中国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相互作用和经济效应。研究价值：为资本账户放开过程中合理地使用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本调整成本、技术冲击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

实证分析中国经济中资本调整成本的来源、大小和影响,并根据1993~2011年宏观经济数据校准了引入中国现实经济特征的新凯恩斯模型,发现包含资本调整成本的模型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模拟结果显示,后危机时期资本调整成本增大会弱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力的则制约更显著,且产出和消费均经历约5个季度的倒驼峰调整过程,呈现典型的“高投资低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局面。     

中国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分析

本文构建了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规则,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进行了分析。基于马尔科夫转换财政政策反馈规则的实证估计表明,不同体制下,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和产出缺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策反应关系;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我国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意味着,假定财政政策体制总是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以及基于不变财政体制框架VAR度量财政政策冲击高频率效应的实证研究都应慎重。     

欧洲货币一体化中的财政约束研究——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视角

随着目前欧元区财政经济状况的整体恶化,稳定与增长的矛盾凸显,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下的财政约束条款再度引发诸多争议。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视角,本文试图论证为实现欧元区物价稳定和欧元汇率稳定的双重目的,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框架下的财政约束有其必要性。     

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对开放经济下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利率上升的收入效应必须小于其替代效应,这是保证IS曲线斜率为负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供给的利率弹性高于私人部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性,这是保证LM曲线斜率为正的必要条件;三是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挤出效应要小于财政政策力度,这是保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净效应大于零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稳定性财政政策总是有效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乘数的规模和政策力度净强度。     

工资粘性、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模拟——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BGG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工资粘性,使之成为综合考虑价格粘性、金融加速器效应以及工资粘性的DSGE模型,我们模拟并比较了中国不同货币政策的影响。贝叶斯估计结果验证了中国工资粘性的存在,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尚存在改善的余地。货币政策模拟结果显示,价格型货币政策效应较强但持续期较短,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较为温和但影响相对持久,央行需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