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抑制了城市创业的量和质吗

文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僵尸企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比例的提高对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提升创业质量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对西部城市、更低级别城市的创业活动抑制作用更明显;国有僵尸企业比民营僵尸企业对创业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僵尸企业通过融资约束、创新挤出和资源配置等路径抑制了创业行为。今后,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国有僵尸企业的过度保护,西部地区城市和级别更低城市的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僵尸企业的有效处置和治理,建立健全僵尸企业退出机制,营造更为健康的城市创业环境,助推城市创业量和质的提升。     

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

文章以我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分析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进而侵蚀城市环境，市场化与增长目标约束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环境污染起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化通过促进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分析显示，市场化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增长目标约束的门限效应，增长目标约束强度越高，市场化加剧城市环境污染的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家庭创业——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回归分析以及Probit回归分析研究了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家庭创业的影响以及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家庭的非正规金融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也能够促进家庭创业选择,但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同性相吸还是同性相斥——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任命性别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我国2003—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女性高管任命的性别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董事数量对女性高管数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滞后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非独立董事对女性高管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独立董事对女性高管数量影响不显著;女性董事对女性高管的影响通过提名委员会发挥作用,设立了提名委员会的企业这种性别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影响女性高管的性别溢出效应会受到身份象征因素的阻碍,在女性高管数量较多的行业,这种性别溢出效应会受到抑制。     

科技金融发展能否促进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基于2010—2017年科技金融发展与上市中小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揭示科技金融发展影响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政策性科技金融与市场性科技金融之间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策性科技金融与市场性科技金融之间的替代效应略大于互补效应;商业银行贷款和创业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财政科技投入仅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间接抑制其技术创新;资本市场融资不仅直接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而且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间接抑制其技术创新。     

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生育意愿——来自代际交叠模型的证明

理解技术变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代际交叠(OverlappingGenerations,OLG)模型中引入互联网设施，且使得生育决策内生化，推演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原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以期从人口趋势变动的角度理解互联网对于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互联网偏好程度的提高会通过“时间挤出机制”与“机会成本机制”两个机制的实现来降低其生育意愿。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增加了个体劳动参与而挤出了抚养子代的时间，另一方面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却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前者被称为“时间挤出机制”，后者被称为“机会成本机制”，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个体生育意愿，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未婚女性和农村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当正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通过发展课后或假期托幼机构、降低女性职场歧视等方式抑制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数字鸿沟”是否抑制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强化信贷约束以及削弱社会网络等渠道抑制了居民消费，而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有效缓解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在户主受教育水平、金融素养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家庭中更加突出。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低消费群体的消费支出，并对享受型消费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消费升级。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是否提振了创业活力？——来自跨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革命”已成为当前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命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工业机器人在筛选劳动的过程中会诱致创业，也尚未厘清创业效应的形成机制。鉴于此，本文考察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采用全球创业观察(GEM)和国际机器人联盟(IFR)这两大国际数据库，对2002—2019年全球55个国家(地区)的创业活动进行跨国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一国的创业活跃度，其中对机会型创业的提振效果要明显强于对生存型创业的提振效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科技成果转化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深度与接受意愿会显著强化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创业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人工智能的研究视角，也为探讨“机器促创”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角色冲突-增益视角下女性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过程研究

随着全球女性创业者数量增多，女性创业者成为了创业领域研究的热点。不少研究指出女性创业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但性别与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尚未深入探究。女性的创业行为是嵌入到家庭关系之中的。因此，文章尝试探讨在角色冲突的情境下角色增益对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过程的作用机理。通过长期跟踪一家女性创业企业，发现工作与家庭角色增益有利于女性创业者识别机会。在创业过程中，角色内容共情有助于女性创业者发现机会，角色期待满足则有利于构建机会。本文结论对机会理论、角色理论和女性创业者研究与实践都有一定的启发。     

社会保障满意度上升后，创业意愿会更强吗？——基于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社会保障满意度、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和创业意愿之间的理论关系,通过我国1154 名微观个体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冒险精神在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创业意愿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4） 个体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对创业意愿、企业家精神均有显著影响,且女性创业意愿最高水平的维持时间约比男性少10 年,两性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在45-54 岁以后趋于稳定,65 岁以后个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维持不变。东中西部的创业率反应了我国创业驱动力主要源于需求驱动。研究结果对我国政府提供和制定有关创业保护措施和激励政策有重要意义,对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社会保障服务与创业间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共同机构投资者会影响公司股份回购吗

股份回购是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备受资本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关注。随着我国共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其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共同机构投资者对股份回购的影响。本文以2005-2021 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会抑制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共同机构投资者是通过提高市场预期、降低机会主义以及基于公司长期价值而对股份回购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管理层持股低和现金资源较差的公司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类共同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更大。本文不仅丰富了共同机构投资者和股份回购的相关研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启示。     

名人 CEO 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 2006 年至 2013 年获得 CCTV、福布斯中国、第一财经频道、财富中国、华夏时报五大权威媒体评选出的各类最佳商业奖项的 CEO 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名人 CEO 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名人身份将会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且主要通过抑制投资过度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了“身份控制假说”。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和样本自选择偏误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身份控制效应”仅在媒体曝光度高、男性名人 CEO 与自信程度低的样本组成立。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多次获奖或连续获奖并不影响名人身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且连续获奖会进一步强化“身份控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选聘名人 CEO、提升投资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创业导向下女性高管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来自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的双重效应

文章通过区分家族女性高管和非家族女性高管两类群体，实证检验了在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过程中，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独立型女性高管相比，与控制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缘型女性高管参与治理会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该积极作用更显著。独立型女性高管对财务绩效无直接显著作用，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会削减家族企业的绩效，在外部创业导向下也没有体现出积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在以内部创业导向为主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经验、家族关系等家族属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女性角色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不足，为日益蓬勃的女性后代继任的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给出了一定的有益指导。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互联网则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论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呈显著正相关；采用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依然具有"创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效应、社会资本效应与风险偏好效应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民互联网使用率，有助于发挥互联网服务农民创业的功能。另外，应继续优化农民创业环境，不断释放农民创业潜力，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二元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以渐进寻优、不断迭代为特点的进化创业行为是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为逻辑，一直未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进化创业行为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多维构面的理论分析，对进化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探索较少。而现有对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分析多关注于物理技术能力，较少关注于社会技术能力，更别说探索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在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过程中的积极效应。文章遵循"能力-行为-绩效"的基本逻辑思路，构建进化创业行为对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58份创业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1）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2）微创新、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进化创业行为的现有研究，为建立以进化创业行为为核心的中小企业更新与试错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