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ESG表现：一个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将环境注意力配置与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但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发现：环境注意力配置主要影响企业在环境领域的ESG表现，对社会领域和治理领域ESG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国有与大型企业样本中的促进作用更强，且高效率企业将更积极地推动绿色转型；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从企业治理的视角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微观影响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为稳步推动形成政府、公众与企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期为强化审计监督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提升审计定价水平，且企业可持续经营在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是企业绿色创新促进审计定价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和绩效提升？

基于2012—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验证了强“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发挥其中介作用,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在产权及地区的分组回归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合理调整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正确看待环境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浅析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审计署正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但受到我国制度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效果还不太理想。本文从我国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环境责任视角下审计监督全覆盖实现路径选择研究

环境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环保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和责任。环境审计作为环境管理系统中的重要工具,可以全方位监督各方面的责任履行情况,使环境管理和保护工作嵌入到全员的日常行为中。在现有条件下,通过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环境审计的重视程度,加强审计人员的力量,规范环境审计相关制度规范,逐步达到环境审计监督全覆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环境政策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的环境政策以政府规制为主，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无法构成生态经济繁荣的持久动力，亟需开征环境税、排污许可证交易、环境补贴等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同时发展以第三方力量为主线的中间机制，有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建立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环境政策促进机制。     

创新政策、高管技术背景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创新政策是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补贴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以工信部公布的4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探讨政府创新政策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创新补贴可以提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当公司高管具有技术背景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创新补贴,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补贴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     

环境规制、投资决策与企业绩效——来自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1-2013年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环保投资和研发支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这主要是由于研发支出的创新效应抵消了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对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及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且绿色创新在省区间具有空间关联性。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向且影响系数较强,说明其明显发挥了创新倒逼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相对较弱,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因一部分地区环境标准的提高促使污染企业或项目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阻碍了承接转移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进程,致使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的负向溢出效应显现。     

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实证研究

政府环境绩效审计依据环境审计标准,运用绩效审计方法,评价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活动。我国对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PSR是反映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概念框架,广泛应用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评价和决策过程。本文基于PSR建立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环境优值模型,对甘肃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提出政府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的保障措施。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中美政府绩效审计比较及其成因分析——基于审计环境角度

绩效审计是国家审计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文章试图从审计环境的角度挖掘中美政府绩效审计差异的成因,吸取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透明体制"的设想。通过公民意识、职能转型、法律建设等层面促进政府绩效审计"透明体制"的建设,以制度化的公开监督来弥补当前行政型政府审计体制独立性不足的短板。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以2018年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为外生冲击，以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及省份层面数据为样本，探讨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通过刺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来改善财务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其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二者间的内在机制，为推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我国公共部门效益审计研究

本文回顾国外绩效审计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总结西方绩效审计和新公共管理之间以追求"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为目标的共同价值取向;探讨在我国开展效益审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现制度反腐败的要求和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水平三个方面;分析和研究了我国公共部门效益审计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显著弊病,并针对我国效益审计现状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和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