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社会约束机制建设研究》之一:理论来源及异域经验

耕地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稳定及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历来重视耕地保护问题,然而由于体制性因素,我国耕地保护长期倚重于单一土地行政管理体制,耕地保护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耕地的公共属性认识不够,没有建立起一套耕地保护的社会约束机制.     

《耕地保护社会约束机制研究》之三:人人有责 人人参与

<正>探索建立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约束机制,首先必须明确该机制建设的目标和原则,才能准确把握机制建设的方向,指导建设工作的开展。总体而言,建立我国耕地保护社会约束机制的总体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耕地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完善农地权能,让农民成为耕保主体

<正>农民在耕地保护中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然而现实中,农民却时常在此缺位。由于耕地保护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农民从内心不愿主动承担保护耕地的责任;政府强调农民有保护耕地的责任,但没有赋予农民保护耕地的充分权利,当耕地遭受破坏时,农民缺少捍卫自己权益的有效措施,从行动上无法承担起保护耕地的责任。要更好地保护耕地,须从完善农地权能、确立农民耕地保护主体地位、多渠道提高农地收益、促进经营权流转等方面着手,确保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基于双重约束的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研究

[目的]科学合理的适宜性评价是确保耕地整理能够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方法]该研究首先选取可以反映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的指标因子,然后参考胡学东提出的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引入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约束,对研究区域在双重约束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并通过K-Means聚类法将研究区域的耕地整理适宜性分区进行合理划分。[结果]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对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水平具有重大影响,高生态安全约束与高社会经济约束会降低耕地整理的适宜性,低生态安全约束与低社会经济约束会提高耕地整理的适宜性。[结论]引入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地区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状态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情况,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可以更加合理准确地对处于约束条件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是对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方法的丰富与完善。     

近十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回顾与启示

文章回顾了2012—2022年我国发布的耕地保护政策,采取政策量化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耕地数量变化、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和细化,但政策手段使用并不均衡;全国耕地数量趋稳并逐步回升,但也面临耕地总体质量不高、耕地生态建设和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下一阶段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时,应科学利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政策手段,充分发挥各政策手段的优势,特别是针对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等问题,进一步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经济手段的使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还要关注耕地涉及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耕地阈值、不同主体的需求问题,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制度需求者的反馈机制。     

当前辽宁省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针对近年来耕地保护工作的运行效果不理想,落实成效与期望值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的现状,论文从地方政府开展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分别从耕地占卜质量不平衡、耕地保护主体无动力、耕地保护相应法律法规不健全、耕地保护工作技术支撑不到位、耕地保护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不完善以及耕地管理相关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多角度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难点问题的对策,为今后的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粮食安全视域下耕地保护制度构建的三维进路研究

作为粮食生产最基本物质条件的耕地，通过其功能的发挥源源不断为我们提供粮食作物，因此，保护耕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逻辑起点。但当前以《土地管理法》为中心架构的耕地保护制度中，仍有诸多束缚粮食安全实现的困境，诸如对耕地保护目标存在认知和导向的不足，耕地保护主体缺位，耕地保护模式相对单一。针对既有耕地保护制度面临的三重困境，亟待推动耕地“三位一体”的全要素均衡实现，推进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参与，实现管控性、建设性以及激励性保护方式的耦合，从而构建起耕地保护制度的三维进路。     

应强化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当前中国耕地保护实践陷入了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耕地保护中的农民主体缺位。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地区,农民是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主观上缺乏耕地保护的自觉意识,客观上也缺乏耕地保护的话语权。     

试论耕地保护的规划约束机制

试论耕地保护的规划约束机制吴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指出：“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的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措施必须是十分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但微观必须以宏观为基础。宏观措施中，最有力的就是规...     

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研究

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研究陆国庆一、问题的提出近１０年来，我国一方面因人口大量增加造成人均耕地的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和事业发展导致耕地净减少问题十分突出。针对我国人口增加而耕地减少的矛盾日益尖锐，耕地问题已成为长期制约农业乃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关于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构建的再思考

我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保护效果却并不乐观,究其原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没能立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背景而正确的分析耕地保护的影响因子,片面强调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结果导致对区域发展需求权的剥夺,同时由于区域的主体功能区分,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耕地保护收益外部性现象;〔1〕二是由于耕地保护补偿主客体责权关系没有严格的立足点,导致主客体权责关系不明晰,补偿范围无法确定,以及补偿方式的选择不科学;三是由于耕地保护补偿不是立足于平衡耕地农用与非农化经济利益,促使补偿脱离了市场化机制,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并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本文在分析我国耕地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国的耕地保护绩效,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从全球粮价上涨及粮食安全谈我国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粮价上涨引发全球粮食恐慌,由此导致粮食安全问题,而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就是保护耕地.当前我国耕地保护面临耕地数量少、总体质量不高、流失速度快、利用不尽合理的严峻形势;而在耕地保护中又存在重数量轻质量、耕地保护的主体不明确、耕地保护执法监察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为更好地保护耕地应强化节约集约用地意识、严控建设占用耕地、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加大耕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改革征地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对完善我国当前耕地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探讨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耕地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制度尚不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缺位,导致耕地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不佳。因此,应明确耕地资源保护立法的价值,调整耕地保护法律关系,构建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农地发展权制度。     

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用激励约束杠杆撬动内控升级

激励约束机制的缺位,是造成内控不重视、难落实的原因。从激励约束机制的引入着手,可以找到激活农信社内控机制建设的路径内控机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要看其是否具备独立运行、快速反应、全面约束、不断完善的特质。而激励约束机制的缺位,是造成对内控工作思想上不重视、落实上不到位的原因。笔者总结出"量化标准,考核到位,稽核独立,鼓励创新"的十六字方针,尝试从激励约束机制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政府耕地保护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政府失败”是指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产品利用率降低。耕地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我国,耕地保护中的政府失败是由部分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耕地保护、形象政绩工程占用大量耕地、非公共目的征地现象严重等问题造成的。即由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失效、政府的内部性和寻租行为等导致了耕地保护中的政府失败。为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耕地保护不失败,应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现有制度,弥补制度缺陷,从而约束政府及其官员行为。     

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可持续利用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江西的调查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农地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其可持续利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就是保护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环境。农户是我国耕地利用决策的微观主体,其土地利用行为与耕地可持续利用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农户微观主体出发,来研究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找出农地不可持续利用的几个方面,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社会监督机制的思路探讨

我国当前的耕地保护社会监督机制还主要依附于行政管理和行政监督,造成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和监督标准,社会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不完善。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社会监督机制,除了加强行政监督的基础建设外,关键是要建立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和与行政监督相配合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