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委会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担负着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深化基层社会自治、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就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业主委员会正面临着发展困境,集中表现为业委会与业主及其他治理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业委会作为"代议式"治理机构所存在的内部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多元利益,倡导在公共利益原则主导下多元主体平等、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其理念与制度设计有助于破解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困境,有利于突破社区治理的瓶颈。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

社区并非一定是有效的初级治理单元,较大的社区社会空间制约了社区有效的自治;范围相对较小的居民小组、院落、门栋等有形的社区社会空间以及各种志愿文体娱乐组织等无形的社区社会空间更容易使居民形成集体行动,提高治理绩效.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进行验证后,得出结论:中国城市社区内部治理单元应该多层次和多元化,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的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基层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城市社区承担着“基层行政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双重职能，行政事务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面临社区居委会困境和社区自治建构困境。着眼于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双重目标，城市社区减负的方向应是治理主体资源的最优分配和治理功能的实现，进而推动“行政”与“自治”的互促共生。赋能社区居委会和联结社区多元主体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故提出“契合行政”理念，认为应从主体、功能、利益三个维度推动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契合，从而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困境

随着基层社区组织的多元化,社区类型出现了较大的分化,社区自治出现了不同路径的选择。在一些业主自治型社区及混合过渡型社区中,业委会作为核心自治组织,常常不能有效解决其内部业主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显现了城市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困境。由此,在当前社区自治的组织基础薄弱,亦即社会自行生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居委会等代表国家力量的适度介入仍是必要的,混合过渡型社区在当前仍有着较强的适应性。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利益相关者组合是实现深层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利益相关者中的街道面临体制不顺、机制不健全的困境,社区面临能力不强、行政色彩过浓的困境,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资源短缺、制度不足的困境,社区居民面临惯性依赖、看客心理的困境.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架构以提升治理能力为重点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多措并举为社区赋权增能,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努力用新思维新理念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三方联动”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再思考——基于武汉创新社区治理样本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已基本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格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面临新旧问题双重叠加的发展困境。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推行"一体两翼"、"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构建"三方联动"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践分析,对城市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和治理机制进行再思考,提出加快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恰当回归、转型发展与自治结构重构的完善,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协调、共享、共赢发展新局面。     

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调研中指出做好社区工作,将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城市社区。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社区发展治理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本文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提出了对策建议。     

利益矛盾论视野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一种模式变迁

食品安全中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矛盾运动态势,主要表现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我国目前建构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基础上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存在着对食品领域利益矛盾运动简单化理解的局限,直接表现是缺乏对食品领域利益机制的有效设计。为了实现食品领域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局面,必须重视对食品领域利益矛盾运动的分析,并有效构建该领域的利益冲突与制衡机制、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机制,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向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元共同参与的变迁。     

“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老旧小区改造业主自治研究——基于南宁市“老友议事会”案例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本文以南宁市业主自治组织"老友议事会"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案例为基础,剖析老旧小区改造治理的困境及成因,梳理"老友议事会"的治理策略,提出老旧小区改造中对业主组织赋权提能、建构社区治理多元体,以及健全党建引领下的业主自治机制、加强社区民主建设、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制度等建议。     

公租房社区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例

我国的公租房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正在有序建设和发展中,城市住房困难人群的基本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社区治理效果也逐步显现。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规模扩张、流动人口剧增的阶段,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公租房中低收入群体集聚,复杂的人口环境、多样化的需求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调查点,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分析公租房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如治理主体力量悬殊、治理机制不完善、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等,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引导居民自治,推进社区“微”治理,倾听居民心声,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拉力,以期促进公租房治理效果的提升。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着三方面困境：治理结构单一，权责边界不清；治理主体分散，行动协调困难；治理理念异化，市场机制扩张。城市社区冲突的治理涉及基层政府、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个主体，在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发挥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机制。但因其主体地位不同，利益关联程度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社区冲突的反应和行动不一，仅依靠单一主体无法实现“善治”。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冲突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党组织的引导和调解功能、完善公共空间的合作供给策略、提升民主协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认同、提高社区主体对话协商参与度等优化路径，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供参考。     

内部治理审计:利益相关方的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以公司治理为背景的企业环境的变迁导致利益相关方对“更有用的审计”的希求。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相结合引出我们对内部治理审计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内部治理审计新的阐释,这不仅反映了内部审计动态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创新倾向,而且更加有利于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紧密结合。内部治理审计必将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公司治理的进程,公司治理也必将带动内部审计的发展。内部治理审计预示着内部审计的未来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问题调查与分析——以上海宝山社区共治与自治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并开始遭遇到诸如共治、自治动力不足,公共性缺失等瓶颈性问题。基于对上海市宝山区近年来开展社区共治与自治的经验调查,分析和揭示了影响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问题的重要因素及机制。研究认为,提升社区治理的社会参与,推进社区共治与自治,需要从社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实际出发,建构多样性的分类治理政策与机制。     

利益均衡: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一种规范

当前,我国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新《食品安全法》确立的"社会共治"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实质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政府主导型治理,其他参与治理主体被悄然边缘化且正当利益被疏离,协同效应无法实现。利益均衡,不仅是参与共治主体间动态上权利、利益的公平,也是主观认识上的一种均衡。食品安全治理的域外考察与利益均衡的正当性分析,凸显了重构权力与权利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兼顾多元利益的妥当。在契约精神下,通过企业、公权力、公众理性协商下的利益协同与主体间内部利益的理性认同,来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规范性治理,以寻求利益均衡成为食品安全治理政策演进的一种价值旨归。     

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

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力量,是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集合,有复杂而明确的相互协作关系.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成败得失将取决于这些协作关系是否顺畅,社区公共品的供给机制能否满足社区内多主体、多层次的需求.由于各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都有着各自的利益与行为取向,因利益失衡而导致的冲突难以避免.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协同"的多主体供给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社区自治：冲突与回应——一个业主委员会的成长历程

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了城市社区物业结构的变化并影响着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路径。本文以上海某业主委员会成长个案为切入点 ,对房屋产权变迁所推动的制度变革过程予以考察 ,从中探讨社区自治力量的发展状况和现实途径。由于各小区物业结构存在诸多差别 ,导致社区自治的模式难以统一。社区业主骨干如何拓展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自治空间并争取制度支持 ,是社区自治得以发育的关键所在     

住宅小区的阶层化:机遇与挑战

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 ,社区将发生什么样的变迁 ,这种变迁将给城市带来什么影响 ,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方面。在此之前 ,笔者曾对我国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必然性、阶层化的条件与机制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证明 ,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必然走向阶层化。这一变迁趋势也必然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一、住宅小区的阶层化　　在前期理论论证中 ,笔者将所研究的社区界定为大城市社区内部具体的各个不同的住宅社区 ,类似于西方城市区位理论中的各种城市区位 ,也即国内学者所谓的分区制居住结构中的居住区域 ,并根据社区内…     

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自治机构利益代表性、自治机构换届选举、"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回应性等是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因素。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出发,应该注意通过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角色转换,强化农业转移人口组织化程度,完善基层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制度,提倡自治组织、公民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等途径,构建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组织环境,进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伟大战略目标。     

利用独立董事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真实性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涉及到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者间的利益关系,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维护各方利益。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与研究

城市的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社区的基层民主高级存在形式，更是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的社会状况不段出现，社区的自制也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研究城市社区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形式等仍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