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来自配股公司的证据

在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过程中,大股东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股票价格的强烈动机。本文以1998—2002年间456家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配股融资过程中盈余管理的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大股东控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在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2）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20％时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3．20％时则表现出负相关关系;（3）盈余管理程度与前2—10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负债比率和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投资者是否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误导?——来自配股融资的证据

为了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配股价格，上市公司具有通过调整异常应计利润来提升报告盈余的强烈动机。本文使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配股公司盈余管理的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异常应计利润与配股后运营业绩和股票长期收益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都具有较高的异常应计利润，而配股后运营业绩和股票长期收益趋于下降，异常应计利润与配股后的股票长期收益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投资者由于没有能够及时“看穿”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而暂时高估了股票价值，从而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误导。     

配股政策的变更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实证研究——基于1994-2007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普遍使用的管理手段,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选取1994-2007年一般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数据作为样本,利用频率分布图法,对我国配股政策的变更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通过盈余管理的行为来调控收益以达到证监会的配股标准,并且随着配股政策的变更而变化.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与盈余管理关系探讨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减持现象是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产生的新现象.在股改之后的全流通时代,大股东倾向于利用种种手段操纵股价,在二级市场上以较高价减持股份,其中盈余管理就是主要影响股价手段之一.如果大股东减持股份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缺乏监管,必将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充实、丰富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配股政策的变更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的实证研究——基于1994-2007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普遍使用的管理手段,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选取1994-2007年一般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数据作为样本,利用频率分布图法,对我国配股政策的变更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通过盈余管理的行为来调控收益以达到证监会的配股标准,并且随着配股政策的变更而变化。     

盈余管理、非年报效应与大股东减持

本文利用2007-2010年间沪深A股532家上市公司的2191个减持事件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非年报效应与大股东减持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大股东减持力度越高;而且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明显的非年报效应,选择在中期报告或季度报告期间减持的大股东的减持力度更大;而考虑盈余管理对非年报效应的依赖性后,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而且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被明显放大了。而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大股东减持存在明显的"三季报效应",大股东会主动通过第三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达到减持目的。     

上市公司配股后的债务融资行为分析

文章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经典融资理论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后的债务融资行为进行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配股后总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说明在股权融资后有大规模的债务融资现象。在控制了行业、第一大股东性质后,这种现象仍然显著存在。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配股后流动负债上升幅度明显高于长期负债比率上升幅度。从配股后的第二年开始,公司的总资产负债率就明显大于配股前三年的平均总资产负债率,这说明企业配股后的债务融资不是为了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调整到目标负债率。     

大股东股权质押、股权性质与盈余管理方式

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影响公司盈余管理成本及操控手段的选择,文章采用2009-2013年间大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在股权质押的特定情形下上市公司真实性盈余管理与应计性盈余管理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债务融资引入了质权人这一外部治理角色,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抑制上市公司的“应计性盈余”操控行为,使其盈余管理方式向更加隐蔽的真实性盈余管理转变。     

关联交易与控制性股东的"隧道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控制性股东能够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或影响力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从而以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从上市公司攫取财富.本文以1998-2005年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配股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分布特征,并研究了关联交易对控制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股票收益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性股东通过关联借贷大量侵占了上市公司的资金;(2)投资者在关联交易发生后相应调整了股票价格,导致了上市公司股票收益下降;(3)控制性股东通过隐蔽的关联交易从上市公司输出了财富,造成了以托宾Q衡量的公司价值下降,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非公允关联交易成为控制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财富的重要方式,导致上市公司的资源被不断输送出去.     

公司治理、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盈余质量

论文从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行为后果两个角度出发,研究公司治理机制与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的关系以及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与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控制程度越高,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可能性越大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为严重,公司治理综合水平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大股东这种资金占用行为对企业盈余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集团内部产业链重构与大股东私利行为

文章以上市公司在集团内部产业链中的分工关系调整作为集团内部产业链重构行为的代理变量,基于PSM+DID模型,考察了分工关系调整对大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工关系调整后,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以及财务违规的倾向与次数均有所提升,从而证实了重构行为的背后,存在大股东私利动机.研究拓展了大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企业集团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关联交易动机研究.     

股份支付、盈余管理与并购绩效

本文利用2008-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的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活动中的盈余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发现:(1)收购方并购前一年存在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2)收购方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关,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3)收购方并购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并购后公司业绩下降越大;(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并购绩效越差。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公司并购前的盈余管理在并购后反转,对并购后绩效表现不佳具有一定解释力度。     

负债、资源控制与大股东剥削

本文考察了控制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负债没有发挥控制作用的情况下,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出于剥削的动机,会利用上市公司下属的子公司进行更多的负债融资,从而控制更多的公司资源,对外部投资者进行更多的剥削;而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审计质量和公司类别都会对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下属的子公司进行更多负债融资的行为产生影响。     

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非经常性损益出台后的影响

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有可能受到抑制.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参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原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非经常性损益标准的出台使得补贴对配股资格的影响降低,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同时,补贴为上市公司的扭亏起着重要作用,部分公司通过补贴达到了防止被*ST的目的.     

转型环境中大股东代理行为的表现及制度成因

股权集中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在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的过程中,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手段多样,包括关联交易、公司间贷款、盈余管理、现金分红、控制权转移、股票回购,以及定向增发和配股等。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普遍且屡禁不止,与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国企改制背景、股东间持股成本及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及弱法律制度环境等制度背景有关。     

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非经常性损益出台后的影响

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有可能受到抑制。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参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原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非经常性损益标准的出台使得补贴对配股资格的影响降低，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同时，补贴为上市公司的扭亏起着重要作用，部分公司通过补贴达到了防止被＊ST的目的。     

终极控制、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货币性交易的分析

本文以发生非货币性交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终极产权性质和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不同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利用非货币性交易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其会计行为不具有显著差异；而终极控制权比例和公司所处治理环境则是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变量。同时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货币性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是基于配股动机、扭亏动机和被特别处理动机。     

隧道行为与盈余管理——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隧道行为"理论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通过对2002-2004年间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制性家族控制权偏离现金流量权的程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高。这说明控制性家族有动机操纵盈余以隐藏其掏空公司资源的"隧道行为",从而补充了现有对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     

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密切联系,一般认为股权越集中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鉴于此,选取2008-2015年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仅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13.77%～17.73%时,股权集中度的上升对盈余管理存在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发现相比高持股比例激励大股东监管管理层从而减少盈余管理的发生,分散的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更好。     

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盈余管理研究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参与非公开发行从而影响大股东盈余管理决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大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大股东的制约作用。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颁布后2006—2007年沪深两市A股进行非公开发行的公司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大股东在非公开发行中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而机构投资者参与持股能够抑制大股东盈余管理动机，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操作更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