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集公社是怎样取得粮棉高产的

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位于举水西岸,是个主产棉花的平原地区。全公社有1,737户,6,465人。耕地7,201亩,其中旱地5,188亩。解放前这里是个十年九不收的“水袋子”地,又是个月亮晒得死庄稼的“菜篮子”田,怕旱怕涝。自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十一年来,刘集的社员群众,艰苦奋斗,把沙滩变成了良田,“水袋子”变成了粮仓,“菜篮子”变成了“棉花篓子”,“铁牛”代替了“黄牛”,“水龙”代替了水车。生产不断发展,收入逐年增加,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和壮大。特别是1964年,这里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的大丰收。棉花总产94万余斤(皮棉),比1963年增长47%,平均亩产皮棉177.9斤,比1963年增长45.2%。粮食总产369万余斤,比1963年增长1.5%,其中棉花主要前茬小麦,4,603亩平均亩产332.3斤,1,927亩水稻平均亩产1,007斤。油脂总产     

科技型中小企业各成长阶段特征及其需求分析

近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飞速发展,它的数量不断增加且自身实力不断增强.截至2003年,我国共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2万家,从业人员960万,2003年企业资产总额约4.5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36%;总收入约3.7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43%.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     

济南市经贸工作发展迅速

<正> 近几年来,济南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1989年,全市签订各种形式的利用外资合同73项,比上年增加43项;投资总额2.2亿多美元,其中外商投资金额1.25亿多美元,比上年增长103%;新批“三资”企业35家,比上年增加23家,是前五年批准总数的1.4倍。全市累计批准60家,开业25家,80%以上的企业盈利,仅生产性企业就实现产值1.1亿多元,利税1022万多元,     

两种高分子保水材料对盆栽甘蓝影响研究

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两种高分子化合物聚丙烯酸钠(sodium polyacrylate,SP)与聚丙烯酰胺(Polyacrylamide,PAM)对甘蓝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土壤中施入2/1000的两种高分子材料均能抑制土壤蒸发,砂土、粘土蒸发强度分别较对照降低35.5%、22.8%;甘蓝叶绿素受两种材料的影响不显著,受肥料影响较大;两种高分子材料施入土壤中增加了甘蓝产量、降低了根冠比,地上、地下生物量砂土较对照分别增加了61.1%、16.1%,粘土分别增加了55.2%、28.7%,根冠比砂土较对照平均降低了26.9%,粘土降低16%;PAM与SP使砂土容重较对照降低了13.9%,而粘土仅降低了4.1%;单施高分子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平均较对照增加59.1%,与肥料混合使用时增加77.1%。总体来看,PAM与SP作用效果相近。     

南阳县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制度的几点经验

河南省南阳县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1958年取得了全面大跃进的胜利,1959年又取得了更大跃进的成绩,形势极为良好。特别是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以后,全县工业生产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9.1倍。农业方面,虽然1959年遭受了严重的干旱,但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经过全县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把灾年变成了丰收年,农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增加了72.7%;其他在财贸、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各个战线上均是红光四射,捷音荡空。为了给国民经济持续跃进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组织了基本建设的大跃进。全县1958、1959两年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为679万元,进行基本建设的单他65个,投资总额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6倍多。     

中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效益及效率分析

0一、经济效益全方位提高,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从2004年我国前500家企业集团的各项经济指标看,亏损企业进一步大幅度减少,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增强。2004年前500家企业集团中盈利企业487家,占97·4%,比上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亏损企业13家,比2003年减少了7家,比2002年减少了20家,比2001年减少了41家。2004年前500家企业集团共实现利润总额为7137亿元,比上年增加2371·06亿元,增长49·75%,增长幅度较上年上升了16·95个百分点。从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效益指标来看,资金利税率比上年提高2·18个百分点、股东权益利润率提高3·34个百分点,单位产出利…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1·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首先,从私营企业的户数看,其增加速度是各类企业中增加最快的,1994~2004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43·2万户增加到365·1万户,①10年间增长了8·45倍多,年均增长29·79%,而国有及集体企业户数都呈下降趋势。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2004年比2003年增加64万户,增长了21·3%。而国有企业从1994年的217万户下降到2004年的92万户,10年间下降了8·2%;集体企业由546万户下降到139万户,年均下降12·79%。其次,从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额看,其增加幅度也是各类企业中最大的,1994~2004年,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由1994年底的1449亿…     

甘肃省农村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文章在测度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甘肃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9年,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其中畜牧养殖和农用物资投入碳排放占农业碳排放的93%,成为主要碳排放源;农用物资投入碳排放占比先升后降,而畜牧养殖碳排放占比先降后升,拐点出现在2017年,表明农用物资利用更加节约高效;农业碳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农业碳减排效率不断提升;农村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效率路径得以发挥,而非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助推作用,农村金融效率每增加1%时,人均农业碳排放增加0.51 5%,绿色金融减排效应尚不明显,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碳中和势在必行;农业生产总值、农业现代化水平均正向增加农业碳排放。得出启示：重视农村地区绿色金融知识的普及,结合农业特色创新农村绿色金融产品,促进农业向绿色、生态转型升级。     

中国消费市场的国情特征

现实中国消费市场反映出的问题,具有独特的国情特征。国民收入分配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构成,已由以往仅是标准工资,向工资、津贴、奖金混合收入型转换。非工资性收入增长也相当快据统计资料表明:1979—1988年十年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1338.4亿元,其中津贴和奖金约656.5亿元,占全部工资增加额的49%;目前城镇居民职工工资外收入占全部货币收入的比重已由1978年以前的10%上升为1988年的40%左右。农民的收入来源也由集体统一分配,向家庭或个体经营劳作收入转变,并形成农业收入,副业收入,乡镇工业收入等多层次复合收入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居民收入高低差距逐渐拉大,从沿海往内地,自东至西呈高低梯度分     

北京山区果园生态系统消解畜禽粪便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分析——以北京市平谷区果园为例

山区面积占北京市土地总面积的62%,主要担负着北京的生态屏障功能,而山区经济的发展是山区生态功能发挥的有力保障,果树产业的健康发展是协调二者关系的有效途径。因此,文章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在分析历年畜禽养殖量及粪便排泄量的基础上,针对果园生态系统的废物处理功能及其经济价值进行了估算,以期为果树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平谷区畜禽养殖规模发展较快,2006年畜禽粪便的排泄量已达133.86万t;而果园生态系统在对畜禽粪便的消纳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果园生态系统消纳畜禽粪便的物质量已经由1997年的24.52万t增加到2006年的52.42万t,消纳量增加了98%,平均每公顷果园每年消纳畜禽粪便166t猪粪当量。消纳畜禽粪便的生态服务价值逐年递增,到2006年已达43 620.35万元(2008年现价),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21 549.81万元(2008年现价)。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问题不容忽视

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一支生力军。海关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年年递增,在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8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49亿美元,超过前四年的总和;1990年出口创汇为78.1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58.9%;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120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6%。外商投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对增加我国外汇收入、缓解外汇资金紧缺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 出口产品结构层次较低。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制成品出口以初加工型为主,高科技、机电、运输工具、重型机械等产品占的比重很小,以开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形式的商品出口,如服装、鞋帽、     

棉农为何不愿种棉花?

<正>棉花实行购销体制改革后,国家决定今年棉花收购价格在去年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又上调21％,每50公斤标准皮棉达420元,棉农又喜又忧。喜在国家需要棉花,农村进入市场经济后农民种棉花国家能保证收购,不愁卖棉难。但近年来,由于棉花产量连续减产,加上农本提高,农民负担增加等因素,影响了广大棉农的植棉积极性。就全国而言,棉花生产已连续两年滑坡,到今年2月底,收购量仅4600万担,而仅纺绵就需7500万担左右,供需矛盾突出。据全国重点产棉基地的南通市六县(市)统计,全市1993年亩售皮棉在50公斤以下的乡镇就有100个,面积61.6万亩,分别占植棉乡镇总数和棉田总面积的61.6％和 40.5％。今年,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鼓励发展棉花生产的强有力的措施,但就面上而言,实际落实植棉面积比去年仍有减少。棉花收购提价后棉农为何不愿种棉花?     

鲍莫尔假说与中国劳动力流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本文从鲍莫尔的成本病说起,建立了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从理论上通过模型推导出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决定因素,然后利用协整方程解释了我国各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机理和结构偏离问题。通过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三次产业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引起各产业就业份额减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会导致第一次产业就业份额增长率的降低和二、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增长率上升。第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最快。资本劳动比的增长对就业份额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资本劳动比每增加1%,将会使第二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约0.44个百分点。     

用新鲜全血对血球仪进行校准与比对分析

目的对我科室现有两部血球分析仪采用新鲜全血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对比,校准两台血球分析仪相应检测参数。方法依据NCCLS第EP-A2号标准文件,先对参比分析仪西森美康XT-2000i五分类血球仪进行校准,并以此仪器作为基准仪器,与待评仪器迈瑞BC-5300五分类血球仪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西森美康XT-2000i五分类血球仪与迈瑞BC-5300五分类血球仪间的WBC、RBC、HGB、HCT、PLT五项指标的相关系数r>0.925,系统误差(SE)均<规定的允许总误差(TEa)范围。按美国CLIA88比对标准,比对前的WBC、RBC、HGB、PLT的50个比对偏倚值中,在控比率达到74.0%(37/50):比对后,这50个比对偏倚值中,在控比率达到98.0%(49/50),保证了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论采用新鲜全血对血球仪进行校准与比对分析法可对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血球仪进行有效的检测值校准。     

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的意义、理念与实践

美国出版的《基本科学指标》(ESI)已成为国际性的高水平的权威评价工具。利用ESI作为原始数据来源,对世界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竞争力进行了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评价,得到了《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分22个学科的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和《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分指标排行榜》等29个排行榜。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大陆科研竞争力列全球第20位,比2006年前进1位;有49所大学进入了ESI被引量排名前1%的1207所世界大学排行,约占4.1%,比2006年增加18所。这些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高校的整体名次都比较靠后,说明我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特别是在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成果数量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差距更大。但与2006年的评价结果相比,我国的整体实力、大学及学科竞争力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说明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加快推进其知识溢出对于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匹配中国高校专利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专利数据,构造企业与本省份高校的"技术距离"指标,利用2008—2015年2472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科研投入每增加1%,与其"技术距离"越近的本省份上市企业的研发产出将增加约2%,高校知识溢出强度与校企间"技术距离"呈倒U型关系。高校主要通过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合作研发等知识溢出途径促进企业创新。利用各省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政策中的科研人员收益分成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高校知识溢出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从高校知识溢出中获益最大;知识产权保护越好的地区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越大。最后,本文为更好地发挥高校创新引领作用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讲,免费义务教育并非“免费午餐”。教育无论采取什么办学方式,都是需要成本的。选择全免费义务教育方式,只是使义务教育这个“公共产品”从目前的混合购买方式向纯公共购买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要全免费上学,政府方面就必须承担这笔开支费用,这是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是政府为公民无偿提供基本受教育机会的具体体现。那么,在现阶段我国政府有没有能力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到底需要增加多少财政资金?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要想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全免费制度,每个县须增加投入的教育经费底限每年为4300万元,如果全国有2/3的县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来支付.大致推算政府从一开始就要增加财政投入688亿元。这里还不包括城市地区推行免费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这是比较粗略的估算。因为每个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是大不相同的,其所需义务教育的费用也肯定差距很大,不可能用一个平均数据作为其“底限”;而全国需要2/3的县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来承担支付,就更值得推敲了。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在其提交的一份提案中认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约1.3亿,按小学生为初中生人数的2倍计算,农村小学生约8500万,初中生约4500万。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算,小学生每年每生需500元,初中生每年每生需1000元,两者合计需要675亿元。这里也没有包括城市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且其参照标准是国际平均数据中的生均财政经费比例。实际上,我国2002年义务教育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已经达到1700亿元,义务敦育阶段在校生生均财政教育经费为880元,已经接近和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因此,这个数据的匡算也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准确测算我国免费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主要需考虑两个因素(1)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因为每年的在校生人数都有变动.只能用一个略大于平均数据作为参考。根据这个原则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小学在校生约1.05亿(含县镇),初中在校生约0.55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在校生合计约1.6亿(为最大数)。(2)义务教育免费标准问题。按照我国2004年秋季起在全国推行的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的收费标准,农村小学每生每年160元,农村初中每生每年260元。根据规定,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一费制”的浮动范丽,但浮动范围不得超过20%。按此计算,农村小学每生每年最高收费标准为192元,初中每生每年最高收费标准为312元。将上述在校生人数乘以最高收费标准,就可以得出农村地区实施免费教育大致所需的费用。测算结果是,仅在农村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只需要国家财政增加财政支出约370亿元。如果实行巾小学教科书的集中采购,减少中间环节,那么“一费制”中的教科书费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大幅下降,“一费制”实际收费标准也会下降。因此,如果仅在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国家财政只需要增加投入370亿元左右。由于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费制”收费标准较高,加之城市地区免费义务教育不可能与农村地区同步实施,考虑到物价因素,城市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每生每年免费标准可能达到460元。这样,全国普遍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大约需要国家财政增加支出600亿元左右,这个数据是比较积极稳妥的。(二)国家财政能否保障全国普遍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收入己达到2.63万亿元规模,且每年以20%的幅度增长.税收增收额超过5000亿元。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总共只需要600亿元,而且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是分阶段进行的,每年大约只需要增加财政投入100亿元左右,应当说,财政资金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具体来说,国家财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支出,增加免费义务教育的投入1.从财政超收安排上看。我国财政总收入规模尽管很大,但由于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实行基数加增长的模式,实际不可能将全部增收资金用于专项解决义务教育免费问题,只能在财政超收上做些文章。以2005年为例,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进出口增长15%,财政收入增长11%,财政总收入规模达到近3万亿元。应当说,这个计划和预算是非常稳健的。从2005年一季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全国GDP增长9.5%,税收增长20.4%,经济和税收的增长比是12.15。按此测算,全年预算总收入可能达到3.2万亿元,财政超收可能达到2700亿元(2004年中央财政实际超收2637亿元)。如果将财政超收的5%用于支付免费义务教育所需费用,一年就可以增加免费义务教育经费130多亿元。     

公司股权激励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问题*——第一届全国公司股权激励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深圳华扬资本主办,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公司股权激励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高校、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70多位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方明教授主持,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杨瑞龙教授分别致辞。各位代表围绕股权激励的若干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重点研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股权激励的经济学逻辑再认识针对“资本主导”、“股东利益至上”的股权激励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以“万宝之争”为例,提出基于资本逻辑建立的激励机制也可能造成对企业家的伤害,如何保护好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下,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人被视为受害者,但在某些情形下,代理人是“有情怀的企业家”,委托人反而成为“机会主义者”,比如委托人“恶意收购”、“炒概念”、“套现谋私”,股权激励因此可能沦为委托人进行股权改造和治理再造的牟利工具。为此,杨瑞龙教授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逐步从资本雇佣劳动的单一治理结构走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共同治理结构,从“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走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让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对企业家而言,是比股权激励更有效的激励方式。现实操作中他建议一方面让有能力的企业家从创造的企业价值中得到相应的长期回报,以增进激励效果,另一方面派驻职工代表进驻董事会,实现从外部监督到内部治理的转变,以降低激励成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坚持劳动主权,跳出资本逻辑,员工代表进入国有企业董事会,可以降低激励成本,提升激励效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做了题为《基于三个经济学范式的股权激励逻辑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他归纳了三种经济学范式：配置型、交易型、演化型。在演化型经济中,科技是基础,创新是动力,风险和变化是常态,主导经济演化的“英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复合体,股权激励作为强化科学家和企业家创新动力,锁定不确定性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机制设计,是推动演化型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股权激励的内在逻辑是：在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项目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能力发挥的不确定性时,以经营的绩效完成对不确定性的锁定,以股权实现对战胜不确定性的回馈,以时间形成对结果的约定。在此基础上,他将股权激励的内在机制归纳为：在灰箱系统中充分发挥被激励主体的自主性,促进经济机制的生物性生长,实现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成长效应最大化。他强调激励不是公有资产私有化,激励必须包含时间变量而不单是利益的再分配。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朱方明教授从微观层面剖析了股权激励的经济学逻辑,他指出委托人与代理人代理冲突的产生包含的两个假设前提：（1）管理层或员工与股东拥有各自的目标函数,不持股就不能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性;（2）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层或员工有利用控制权获得更多个人利益的可能性。出于维护股东利益的动机,将管理层或员工与股东利益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股权激励由此产生。但好的动机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这在实证研究中表现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负相关、无关三种观点的并存,因而要让股权激励发挥预期效果,需要在制度层面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安排以及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来实现。西安工业大学介迎疆教授认为,声誉机制可能是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项与股权激励配套的惩罚和约束机制,声誉机制有利于降低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四川大学屈恩义博士在传统委托代理框架下拓展了股东与管理层代理冲突的内涵,认为代理成本一方面源自管理层出于谋求私利动机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包括在职消费、隧道效应、转移资产、掏空公司等行为,他将之定义为“显性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源自管理层因规避风险造成投资或创新不足,形成“隐性代理成本”。进一步,他就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不明这一传统的“黑箱”问题,分析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原理和传导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选取“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为路径,证实股权激励通过直接作用于这两种代理成本间接提高了公司业绩。他建议,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应更关注股权激励所要达成的间接目标,通过优化契约设计,完善机制建设,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论述了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的理论可行性。他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在演进动力、追求目标与微观主体动机等方面是本质兼容的,而本质兼容又决定着二者形式兼容的变化和发展。当现有公有制实现形式不再适应本质兼容三个方面的要求,甚至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时,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会出现,重新适应并推动本质兼容三个方面的发展,再次实现形式兼容。从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可以看作新形势下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形式兼容的一种尝试。二、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现实问题朱方明教授指出,股权激励带来的股权结构变化对国有企业影响重大。对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不能回避以下几个问题：（1）国有资产是否会流失？什么情况下意味着流失？怎样防止流失？（2）当个人持股股东变多,国有企业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基本经济制度会否受到员工持股制度的挑战？（3）当实施员工持股,国有企业员工既是全民所有者的成员之一,又是企业的股东,相对于企业外的普通民众是否意味着不公平,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讨。杨瑞龙教授提出,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应区分不同的企业类型。垄断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企业,其股权收益是凭借企业垄断地位而获得,若盲目进行股权激励会造成不当激励,并且可能产生更大的不公平。因而,对这类国有企业需要先进行市场化改造再讨论股权激励问题。此外,就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设计问题,他提出一种分类构建与国企经营者身份相匹配的激励机制的思路,即针对中管干部、地方政府或国资委任命的国企高管、市场招聘国企高管等不同身份的国企经营者,应当设计不一样的激励机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高管应该放开薪酬管制,使之享受市场化薪酬待遇;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国企高管应该继续强化薪酬管制,以实现相对公平。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陈金山博士就个人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工作经历,指出现阶段在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存在若干难点,尤其是国有资本如何量化以及如何做到公平。他提出,全员持股并不能实现真正公平,反而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也不能解决内部员工谋私的问题。国有企业目前可以留住人才,而未发生严重人员流失,更多是靠“难进难出”的体制优势而非薪酬待遇。但一旦这种“体制圈限”被破除,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离职潮。他提出,某种意义上讲,若在国有企业内部“过分限制薪酬”未必一定是明智之举,因此,国有企业的人才激励,除了考虑股权激励,还应注重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配合资本结构的改造。江汉大学许以洪教授指出,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瓶颈可能制约了股权激励效果的发挥,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干预阻碍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进程。其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国企高管往往是市管干部,要想通过市场化途径选聘或解聘高管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意志下仍然承担着诸如维稳、解决就业等隐性社会目标。因而,在国有企业推行股权激励首先要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辽宁大学戴利研副教授提出了国家主权基金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执行国家战略之间关系这一命题,提出如何应对主权基金对外投资可能带来的亏损以及如何实施内部激励的问题。杨万东教授对此指出,国家利用权力建立的资本是一种配置型资本,对配置型资本实施股权激励可能造成利益输送效应,对垄断型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交易型资本,股权激励方式是否适合,取决于被激励对象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超额收益大小。相比之下,对于科技创新与组织形式创新的企业更适合实施股权激励,这体现为一种演化型模式。因此,股权激励应界定清楚实施对象的类型,若盲目实行股权激励可能造成利益输送。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法务部高洁博士提出,国有企业高管由于任期的限制缺乏布局长期投资的客观条件,而对高管的考核又要求“稳定高于一切”,高管多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即使进行股权激励也会存在收入管制,因此,国企高管对长期投资的决策动力不足,但有时又会出现为了迎合考核的业绩条件,追求“短平快”项目造成大量过度投资的情形。大秦铁路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张利荣女士提出,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求以及各方面约束的影响,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更多选择员工持股形式。她通过上汽集团和上港集团两个案例说明,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否取得成效,与是否获得政府支持、市场环境是否支持以及是否市价发行相关。她解读了两个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的文件,即2016年8月由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意见》和2017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定向增发新规。三、激励策略的选择与设计深圳华扬资本董事长黄云凯提出,股权激励的对象是现代复合型管理人才,股权激励涉及财务、金融、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讨论命题。他以“万宝之争”为例提出,企业的价值不仅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价值。要让人力资本发挥价值,关键在于“分利、分权、共享荣誉”。他引用华为任正非在接受访谈时提出的一句话,即“把人才组织管理起来的体系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非单个的零散的没有管理起来的人才”,强调股权激励对组织管理核心人才的潜在价值。他提出,考虑到人力资本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人才的组织管理一定是动态的、长期不断优化的,因此静止地分配股权是不行的,要动态分配,企业股权激励方案一定要满足长期动态优化的要求。最后,他从定人、定量、定价、条件等几个维度给出了长期动态优化型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的意见。深圳华扬资本总裁李勇谈到,股权激励是“公司未来收益的有效分配”,激励机制设计必须着眼于公司未来发展。分享的目的是创造,企业家分享了股权,才有动力将企业做大做好,企业做大了再分享就失去了激励意义。他进一步介绍了股权激励中有关定价、税收、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的确定等股权激励机制设计中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四川大学张衔教授做了题为《激励策略比较：薪酬与股权》的主旨发言。他首先针对共同治理模式存在的分配问题,强调在共同治理模式运用中,要研究与参考德国法律确定的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者共同出资的模式。他同时指出股权激励可能存在一系列现实难题,如股价是经理人生产性努力和非生产性努力（非对称信息下的谈判、财务策略调整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股价对经理人的激励可能产生激励过度效应,为此他建议,采用考虑了非生产性努力成本的EVA取代目前的会计通则,并强化监管。另外,考虑到公司治理实务中对经理人的激励更多偏重“短期考核与激励”,他建议,除了股权激励,还应更多引入薪酬激励,设计更有效的薪酬体制,并充分落实共享经济理念,设计更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余澳副教授就对成都科技型小微企业股权激励实施现状的调研成果做了专题发言。课题组选取了成都市三家具有代表性的双创载体,获得共计126份问卷。问卷结果显示,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共36家,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重不到三成。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中,有31%的企业是在近三年实施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模式多采用股票期权,其次是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占总股本比重多集中在5%~10%;资本募集预留是最主要的股份来源渠道;持股方式多选用自然人直接持股;限制性股票均未设置行权条件,其他激励方式多以公司业绩作为行权条件;行权方式以无现金行权为主。湖南大学邓永勤副教授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具体选择。她提出,具有高成长性、盈利情况好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票期权方式,建议企业在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时,应结合企业实际,设计适应企业成长特征与财务状况的有效激励机制。温州大学吉云副教授在分析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指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家激励契约是不完全的,表现为当私人收益与公司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创业投资收益不足以补偿可能的巨额损失风险,外部融资难以成功。他认为,在动态契约框架下,自我实施的隐性契约可以提高融资成功的可能性,考虑到风险投资更善于实施隐性契约,建议创业企业多采用这一形式。陕西师范大学刘明教授考察新能源上市公司融资难问题后指出,应适当降低财务杠杆,增加股利支付率,在传统的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之外,采取知识产权融资等形式。四、股权激励的现实意义朱方明教授认为,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不仅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改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宏观层面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陈金山博士尝试对我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分配方式进行总结反思,他指出,资源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成为过去十几年财富积累的主要受益群体,而技术拥有者没有得到足够的价值回报。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效率提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投入（主要是科研人员）,企业应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创新人才有更多的分配权。他建议将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移植到产业扶贫基金运作中,以标准化、渠道化、规模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考虑到单个企业力量有限,可通过股权运作形成扶贫行动共同体。《金融理论与探索》编辑部主任郭净副教授认为,任何经济激励都要落实到对人的行为驱动,因而激励效果会受到个人心理和企业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企业和社会创新意识、创新文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的淡薄可能是影响股权激励在中小科技型企业推广的限制性因素。五、结语朱方明教授对本次会议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具有“规模小、形式新、内容丰、效果好”的特点,研讨的话题有价值、有意义。会议澄清了五个误区,形成了五点共识。具体而言：（1）股权激励不仅仅是利益分享,更重要的是所有权结构（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重构;（2）股权激励不仅仅是激励,更重要的是权利、责任、风险的重新配置;（3）股权激励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对象都有效,事实上股权激励实施需要条件,需要考虑激励对象的需求和能力,激励的股权也要有吸引力;（4）股权激励不是对任何企业普遍适用,在实施激励计划前需要对企业进行深入评估;（5）股权激励的设计和实施并不总是有效,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是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发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