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IPO定价方式优劣性分析

IPO定价不仅关系到发行人、股东、投资者、承销商、风险投资方等多方利益,还影响到二级市场运行效率和稳定,合理、有效的定价能够减少新股的投机行为,促进新股理性、价值投资和长期持有,并有利于一、二级市场健康发展。2004年,Google采用拍卖定价方式为其IPO定价引发了市场对有效定价方式的探讨;2007年,我国屡创新高的新股申购资金冻结量,不断冲高的新股首日涨幅,高额的新股申购收益率,引发了国内新股定价是否合理的争议;2008年以来,持续走低的新股首日涨幅,逐渐增加的新股"破发"数量,再度引发了市场各方对于IPO定价方式的关注。2009年、2010年两次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改革,进一步寻求高效的定价机制。力求新股合理定价、规范新股投资行为一直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对境外IPO定价方式进行优劣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我国IPO发行抑价现象分析

IPO(首次公开发行)定价中的新股抑价现象是IPO发行定价中的异常现象之一,一般指新股在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远低于新股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具体表现是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巨幅上扬,上市首日即可获得显著的超额回报。IPO抑价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我国,这个现象更严重。从信息理论的角度对我国高IPO抑价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DEA的IPO定价方法研究——以我国中铁为例

在对IPO定价理论和IPO抑价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中铁为例将目标规划模型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引入到IPO定价中,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方法是一种比较科学、准确、实用的IPO定价方法,可为拟发行新股的公司提供定价指导;可为投资者申购新股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IPO抑价问题。     

询价制下我国股市IPO抑价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定价机制改革的进程为研究主线,结合我国新股发行的制度变迁和政府在IPO发行监管中的窗口指导行为,对核准制下政府的IPO"窗口指导"及其对IPO定价效率和上市首日收益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新股市场化定价改革的深入,政府在IPO中进行"窗口指导"的政策效应对IPO上市首日收益率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弱,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高,IPO定价的市场机制正在增强,IPO定价效率有所提升,体现了IPO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方向。     

审核问询、询价机构对IPO定价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基于全面注册制

目前注册制下新股“首日破发”现象频发,说明IPO定价未能充分体现公司内在价值,造成IPO定价效率低。如何使IPO定价更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审核问询作为注册制信息披露的核心环节,问询力度影响IPO定价;注册制新股定价实行询价制,询价机构信息不对称及其报价行为影响IPO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在理论层面针对审核问询、询价机构对IPO定价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并在监管部门、发行人以及询价机构层面提出针对性的IPO定价对策,为全面注册制下IPO合理定价提供借鉴。     

新股IPO定价影响因素研究

核准制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新股发行价（即IPO定价）,何种发行方式和定价机制更适合中国股市,一直都是监管层、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研究IPO定价影响因素,有助于IPO合理定价,促进一、二级市场的优化配置。研究核准制下新股IPO定价影响因素,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监管部门应该减少对IPO定价的行政干预,不再规定市盈率控制标准,调整发行方式以协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走市场化道路的建议。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过高原因探析

IPO定价是股票上市的重要环节,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新股发行定价过高问题给股票市场乃至全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从新股发行定价问题入手探析我国新股发行定价问题的根源所在,并指出加强市场建设,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才是解决我国新股发行定价高问题的根本方法。     

上海股市IPO抑价实证研究——基于弹簧振子理论

新股发行抑价是指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显著为正的现象。不论是在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新兴的资本市场,IPO抑价现象普遍存在。文章通过运用弹簧振子理论,研究上海股市IPO抑价问题和新股上市后续定价效率问题,得到结论如下:我国IPO抑价程度与新股上市时间和流通盘大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比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新股发行抑价率极其高,随着新股发行定价机制不断向市场化完善,IPO抑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新股破发对IPO定价的影响——基于信息费用转变的视角

2010年初,A股市场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新股破发潮,市场因此发生了有趣的转变。本文利用2009年6月新股发行市盈率管制取消后的数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实证考察。文章发现,新股破发的出现打破了A股市场上"新股不败"的神话,IPO定价开始了"理性回归"的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市场的定价效率反而下降了:新股破发出现后,IPO定价水平不再能够反映发行企业质量和风险的信息。文章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是因为在IPO定价向新的均衡水平调整的过程之中,市场上出现了新的风险,新股申购的信息费用大幅提高,而IPO定价效率下降的现象实际上正是市场主体减小信息费用的自发安排。     

新股发行二次改革:IPO定价的合理性和风险

对证券市场来说,IPO定价的合理性对维持股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通过对新股市场宏观的图表分析和观察后,选取了新股发行二次改革(2010年11月1日)到2011年7月3日期间在证券市场IPO发行的145只股票作为研究样本。使用主成分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构建了IPO定价的多因素模型,并由此判断我国IPO定价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因素对证券市场IPO定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我国股票IPO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内在价值,拟合优度较高,反映程度比较强。但是在二级市场,有价值偏离的现象。     

新股发行二次改革：IPO定价的合理性和风险

对证券市场来说,IPO定价的合理性对雏持股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通过对新股市场宏观的图表分析和观察后。选取了新股发行二次改革（2010年11月1日）到2011年7月3日期间在证券市场IPO发行的145只股票作为研究样本。使用主成分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构建了IPO定价的多因素模型,并由此判断我国IPO定价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因素对证券市场IPO定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我国股票IPO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内在价值,拟合优度较高,反映程度比较强。但是在二级市场,有价值偏离的现象。     

李国庆VS“大摩女”：一场没有完结的骂战

发行人离不开投行的IPO定价发行,然而在＂同盟而存＂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利益博弈？IPO定价又是一个怎样的黑箱？发行人、投资银行、投资者在IPO利益链上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创业板市场发行监管规则调整对IPO抑价率影响——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IPO抑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一直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反映了一级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国创业板市场2009年10月30日正式开市以来,IPO抑价率同其它市场一样也一直居高不下。为了提高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新股定价效率,中国证监会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发行监管规则也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发行监管规则的调整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新股定价效率到底影响几何,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因此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来对发行监管规则调整对我国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率影响进行研究,得到发行监管规则调整短期内没有实现提高新股定价效率的目的。     

新股发行特征如何影响IPO定价

使用2004-2017年2284家IPO样本，对新股发行特征对IPO溢价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的IPO定价是多种因素影响的一个综合结果，其中证监会的发行审核管制和发行价格管制是导致IPO异象的主要原因，而信息不对称、市场情绪和承销商共谋也会促使IPO收益上升。     

新股“破发”的原因与意义——基于华锐风电的分析

在各国的资本市场中,新股发行均存在明显的低定价现象。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期,并不完备,IPO抑价(即一级市场价格低于二级市场价格)程度较之国外更为严重,因此,一级市场往往被认为是"无风险"市场,通过"打新"获取无风险收益是许多投资者乐此不疲的投资方式。而大量申购新股的资金被冻结,巨额资金在银行与一级市场之间无序流动,导致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效。然而,随着IPO定价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破发"现象也不断出现,IPO"抑价"变"溢价"。本文以华锐风电为例,对新股"破发"产生的原因及其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和启示进行探讨。     

流通比例与IPO折价关系实证研究

新股定价及其市后价格表现关系着发行公司、承销商、政策制订部门、投资者等诸多利益团体的利益。以深沪两市2005-2008年间上市的275只新股为样本,对新股首日超额收益的回归结果发现,新股首日超额收益同流通比例显著负相关,说明提高流通比例是抑制IPO折价程度的一个有效途径。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后企业创新能力对IPO定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创业板市场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后的中国创业板市场为例,选取2014—2017年年底的数据对企业历史业绩和创新能力对IPO定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企业的历史业绩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历史总资产收益率和研发投入对定价具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历史业绩仍起核心作用且创新能力占弱势地位,与成熟证券市场的定价存在差异。     

注册制下询价机构“抱团报价”行为如何影响IPO定价效率

针对长期困扰A股市场的“新股定价”难题，本文基于注册制下询价机构行为博弈视角，将机构投资者询价行为拆解为“研究报价”与“策略报价”,从机构投资者“抱团报价”异象的成因及其对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的扭曲角度，挖掘网下询价机构不同报价策略选择的微观机制与定价影响，揭示询价机构“重策略轻研究”的内在根源。本文研究发现：(1)注册制改革试点阶段询价机构“研究报价”的激励相容机制缺位，“抱团报价”是机构投资者“策略报价”行为的偏差异象，机构为博取入围机会“抱团报价”;(2)机构投资者“抱团报价”行为导致询价对象间的博弈程度偏离市场化均衡，致使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的实现路径受阻，进而造成IPO抑价严重；(3)拥有高定价话语权的头部买方机构在IPO询价机制中尚未体现其专业研究定价能力，新股的内涵价值信息难以有效渗透至新股定价，进一步加剧了“抱团报价”行为引发的定价扭曲。     

基于询价制下的新股发行抑价研究

新股抑价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抑价率在一定程度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超过一定限度必然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新股定价制度严重影响着抑价水平的高低。询价制的引进意味着我国的定价制度由行政化过度到市场化,但IPO抑价水平还是远高于其他实行询价制的国家。文章通过比较中关询价制流程,分析中美询价制存在的不同之处,并吸收借鉴美国经验,为我国更加完善新股询价制度,降低IPO抑价水平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于A股市场IPO浪潮下的抑价问题

本文以1991-2012年间1 73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政府管制因素纳入IPO抑价模型,并综合市场环境、公司质量和信息不对称等影响因素,验证了政府在发行和定价上的管制行为对A股IPO抑价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A股IPO抑价现象与新股发行定价的政府管制程度显著正相关,而核准制与询价制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IPO高抑价水平;政府管制因素可以解释A股市场上的IPO浪潮现象,其表现为当期高的IPO平均抑价率会引起6个月后IPO数量的显著上升,这一滞后期长度与IPO公司向证监会报送材料至审核通过的等待时间相一致。所以,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IPO的干预,实现监管和审核的真正分离,从而提高发行市场效率,完善新股发行制度,保护投资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