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90～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数据

构建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指标、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指标以及双边贸易水平差异指标,利用1990~2013年中国与东盟六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东盟以及加强环境规制确实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在中国出口东盟以及自身的环境保护中,仍然存在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需要加强政治互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适度转型商品贸易间的竞争,向互补性转变。同时,需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从而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部门和实际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应用动态优化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而后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波特假说"在我国得到了经验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联立方程的分析

笔者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1996年～2010年两者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全面层面数据而言,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不同地区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但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交互项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对环境规制产生显著性正向作用。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构建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政策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我国1985—2015年制定的198条环境规制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基于政策评估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环保科技进步效果和经济增长效应两个维度对环境规制科技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政策工具协同对环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为此,进一步讨论了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工具协同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结果,可为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城市商业银行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实证分析

自1995年首个城市商业银行成立至今,城市商业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城市商业银行是否有如其成立初衷,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支持作用。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2001-2010年间我国4个直辖市和282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区GDP指数及人均GDP指数在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之后显著下降,城市商业银行贷款相对规模对当地经济增长呈非显著关系。同时,地区贷款相对规模、工业企业数目增速和工业总产值增速没有明显变化。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

文章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1995—2014年中国东部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其他因素而对经济增长作用,本身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作用甚微。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对于东部人力结构、人均固定资产短期有负向影响,对于人均国民收入、R&D支出有着正向影响。政府在决定环境规制强度时不仅需要考虑所在省份的各个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还要考虑周边区域政策、人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培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检验

利用1952～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培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VAR模型估计等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培养各自的独立性较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力资本培养的密切配合。当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提高1%的话,下期人力资本增长率会降低2.26%,即人均实际GDP增长速度的波动对人力资本增量的变化有明显作用。政策上看,应早日建立市场主导式人力资本培养模式,增加人力资本培养主体的灵活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需求。     

“省直管县”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自河南省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针对河南省2004年开始实施的省直管县改革,本文采用基于PSM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对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了评估。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省直管县政策对直管县企业的资产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来看,直管政策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持续增强的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在实施后的3年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考虑到迁移企业的影响效应后,进一步的发现是,省直管县政策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省直管县政策事实上对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应谨慎推广直管县改革。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