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选择:非营利组织或企业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选择非营利组织或是企业存有争议。通过分析两种制度安排(传统购买模式和合作购买模式)下,三种情境中非营利组织以及企业的总福利产出水平,来比较两种组织形式的绩效以做出选择判断。研究表明在不损害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创新投资带来更高的利润,就更适合企业。但是合作购买模式提供了非营利组织福利改进的机会。同时还发现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有过度投资倾向。但是如果过度投资行为得以约束,非营利组织比企业能产生更高的总福利水平。     

国外非营利社会组织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

我国事业单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事业单位改革遇到了许多困难,相比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更复杂、也更困难一些.通过对国外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属性、功能定位、行业分布和经费来源的研究,提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非营利组织进入准公共物品领域的探讨

准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性的物品，它的建设情况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由于它的公共性的特征，使得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这项艰巨任务。随着西方非营利组织成功经验的传播，以及我国政府在准公共物品建设中的乏力表现使得具有独立性、效率高的非营利组织进入准公共物品领域成为可行。但由于政府在培育非营利组织上发挥的作用有限，加之其自身资金、管理等原因，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进入进程。因此政府应该对非营利组织从资金上给予援助，政策上予以支持，同时提供其参与准公共物品建设的机会；而作为非营利组织自身则必须尝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扩大宣传面、同时改变管理模式，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准公共物品建设上的作用。     

推动我国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的对策探析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已经在很多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使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相应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本文从基层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入手,概括了其内涵、演进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对国际上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结合国内基层政府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推进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效路径.     

关于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法研究

我国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法制度的涉及范围比较的广泛,但许多税收的主体地位非常的模糊,各种税收的制度也不太完整,文章旨在如何才能发挥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主导作用,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     

非营利组织对公共经济的影响探析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为公共经济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重大影响,并运步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资源配置方式,那么,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动力机制以及对公共经济的影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非营利组织对公共经济的影响探析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为公共经济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重大影响，并逐步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资源配置方式，那么，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动力机制以及对公共经济的影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论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与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方向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将成为令人关注的制度建设。本文首先对非营利组织产权结构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和治理结构进行探讨。同时提出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方向。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公共服务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务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新的视野。文章对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动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介绍了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做法和特征，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和反思。     

非营利组织在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及政策选择

非营利组织在近20年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内涵及外延的分析,结合当前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政府业务型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政府业务型服务机构为非营利性服务机构的途径,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有资产市场化营运及其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国有资产经营具有“非自体性”特征 ,从这一特征出发 ,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下经营运行必须实现“四个转化”。与此相适应 ,要对“统一所有者主体”进行实在化形象定位 ,进而建立“统一所有、分类、分层监管”的国有资产总体管理体制和“三分开、四主体”的国有资本营运机制及体制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展状况

本文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总体排序和评价,对我国部分城市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概述。     

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渐进式特点。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 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     

国内服务外包产业投资环境与发展趋势分析

目前服务外包产业存在着增长趋势和产业国际间转移的趋势。通过研究产业特点和竞争趋势，分析产业支撑体系和产业发展环境，可进一步掌握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问题。     

卫生服务市场与卫生体制改革

文章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主要分析了卫生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及其失灵表现,提出了卫生体制改革不能弱化政府责任的政策主张。     

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与改革创新

本文论述了中国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提出在中国建立永佃制土地制度,土地法律所有权归国家,经济所有权归农民。法律所有和具体经济所有相分离,在经营制度上形成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经济所有权相结合的格局。     

债券市场的机构创新

本文从我国融资市场现状出发、结合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和相关的金融理论，分析了我国直接融资方式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市场信用体系不够完备、投资者在维权方面的弱势地位。针对债券投资中投资者的高度分散性、高度流通性的特点，提出通过金融创新——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债权人代言人，执行维权、合约管理等权利，弥补债券相对于银行贷款在信用体系管理上的不足。并结合我国市场现状，认为在债券市场中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想法具有现实可行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可选方案。     

Market Size and Firm Location in a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elfare effects of firm location in a service industry. We consider the situation where firms determine their locations in either of two regions with a difference in market siz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nsumers' welfare, there are too few firms in the large market and too many in the small market.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roducers' and social welfare, the opposite is true. Further, an increase in the difference in market size is unambiguously unfavorable for the producers.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n increase is favorable for the consumers and the economy as a whole.     

The Organ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livery of social services, includ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rograms, should be divided between state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We combine a random voting model and the incomplete contracts paradigm to formalize the trade‐off between central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service delivery, and find that authority should rest with the party for whom the marginal impact of the service on re‐election chances is greater. This in turn means that, other things equal, states with lower than average health, education, or welfare status should be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service delivery, while authority in states with above average indicators should resid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we show that there is no presumption that states that are given authority for service delivery should necessarily be granted expanded tax auth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