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经济形势看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特点

进入2006年以后，经济增长水平较高，而且有加速迹象；国内需求旺盛，投资增速加快，消费更加活跃；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净需求增加。当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稳定投资的增长。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是稳定投资增长的重要条件。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继续发展，成为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突出问题。需要考虑构建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悖论

在中国经济保持长达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为世人瞩目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失衡"也遭到垢病。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基于112个国家近四十年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国的消费需求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疲软,经济增长也并非是出口导向型的,而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确主要依赖投资拉动,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投资过度。笔者认为,支撑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失衡",实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结构性均衡,或者说没有这种"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也就没有这一时期的长期高速增长。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在适度降低增长速度的同时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三驾马车""失衡"自然会明显改观。     

土地贴现、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资本化对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21%;土地资本化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另一方面又挤出了居民储蓄向实体经济投资的转换,使中国的土地资本化带有某种"荷兰病"的特征。分析表明,近年来快速的农地非农化所生成的土地资源并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资本化进行大量贴现,并推动当地政府投资和本地经济增长。土地资源的资本化不仅使中国经济闭锁于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也对耕地资源的保护造成巨大的压力。     

FDI、环境污染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研究FDI、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反馈作用。研究发现:(1)FDI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对环境有改善作用。(2)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左侧,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是地区的经济规模。(3)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虽然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也影响FDI的进入。因此,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优化经济增长,调整外资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加强政府的精准调控力度,是"新常态"下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思路。     

哈尔滨市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评价

自从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以来，全国各地区的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产投资增长很快，从哈尔滨所处的东北区域整体情况看．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政策以来，沈阳．大连、长春快速集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超常速增长．     

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分析及建议

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围绕扩大内需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比较现实和正确的。在高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和增长时期。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偏热，而消费偏冷，经济增长的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要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地均衡运行，应该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更多地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的新因素有哪些

<正>展望2014年世界经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及其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区域贸易谈判进展、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值得关注,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中低速的水平上。2013年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继续巩固,美国和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通道,欧元区     

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设,并对其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是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传导机制。另外结果还显示,丰裕的自然资源倾向于增加国内投资,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增长模式变迁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基于异质性生产函数的多部门核算框架

本文将人力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利用多部门核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绿色生产率提升、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和要素禀赋积累,并依据地区真实产值条件分布的相似性引入异质性增长路径,从而重新估计了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基于2001—2015年省级三次产业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差异化的生产函数,拒绝所有省份遵从相同增长路径的传统假定,而且增长路径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模式变迁;第二,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积累,其次是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两者增速下滑是导致2011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根本原因;第三,忽略增长路径异质性会低估要素禀赋积累的贡献率,并高估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的贡献率。本文结论表明,提升资本投资效率和克服要素市场扭曲是维持中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进而对于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本文对我国 GDP、存货投资和固定投资的短期波动、中期波动和中长期波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后 ,认为我国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已进入上升期 ,中期经济增长波动尚处于周期谷底 ,中、长期经济增长波动仍处于平稳高速增长期。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探讨云南省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以1978-2003年为时间窗口，对消费与投资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分别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其中，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投资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

文章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采用固定效应、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做了分析。文章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和高抚养比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技术进步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显著性。对跨越"陷阱"国家而言,投资、消费、技术对其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拉动作用。我国人均GDP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消费、增加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通过改革来避免过度城镇化,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中国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1—2009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研究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水利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水利投资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滞后效应,在水利投资后的第5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最后,针对我国水利投资的方向和渠道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自然资源开发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源诅咒”假说的反证

以2004～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资源的诅咒"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揭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及其与影响因素关系的新特点。一是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资源的诅咒"假说并不成立;二是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均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主因是中西部地区教育科技水平较低;三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物质资本投资的地区差异不再是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四是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投资增长的直接作用上面,通过间接的传导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7-2013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和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分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倒"U"曲线中的上升阶段,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或集中投资的现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在前期冲击效应波动较大,但长期影响趋于稳定。     

新常态下如何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1997—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进行测度分析,发现出口、投资和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相差不大,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式的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出口、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性次序会发生变化,任何一架马车不可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因此,在经济形势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新常态下,必须解决外需萎缩和投资过度问题,保障"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不可偏废其一。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197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过9%,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超前发展的基础设施是中国实现奇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利用1978—2011年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存在正溢出效应。     

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从而考察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对企业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则具有负向作用;地区经济增长业绩显著影响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地区,上述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更显著;相比于中央控股企业,政府补助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影响更显著。这些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成为地方政府"促投资、谋增长"的一种手段,政府补助促使企业"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相对削减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结果可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和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如何依托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成为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开发人力资本，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