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的研究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升值趋势,在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接近打破6的大关,2015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呈现小幅波动.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FDI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且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趋于饱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自选的西部地区,将逐渐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吸引FDI的主力地区,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西部地区FDI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汇率改革的历程,西部地区FDI的现状,汇率变动对FDI影响的理论,同时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西部地区FDI的流入,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西部地区FDI的流入有负向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对新常态下我国西部地区吸引FDI提出了一些建议.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西部外商投资的区位分布及绩效分析

本文重点对西部大开发以来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变化趋势、投资区位以及FDI和GDP、FDI和三次产业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FDI的流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步加深,但也存在问题,西部省份在未来引进外资方面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且通过对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益不具有显著性;FDI对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中部地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各种层次的创新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FDI进入对我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从区域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FDI对地区资本的影响。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地区竞争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会引起地区资本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先流入(FDI进入的地区)后流出的过程。借鉴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实证方程中引入FDI的空间滞后项,实证的结果支持了模型得到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进入地区存在挤出效应,FDI的进入导致了地区资本从我国西部流向东部,从而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东、中、西部FDI战略动机差异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FDI在绝对数量、相对规模、增长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基于FDI两种战略动机类型,运用FDI区位选择理论建立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更有效吸引FDI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建立在波特菱形理论上的当前中国西部地区引进FDI的政策分析及建议

文章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依据,说明机遇和政策可优化一个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国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计划和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时期正遇上了这样的机遇,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利用FDI(外商直接投资)来配置西部资源,促进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文章同时提出了西部地区吸引FDI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知识溢出与FDI在中国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国入世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对中国内地28省市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对影响中国FDI地区分布不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吸引FDI的总额和其最优FDI额;FDI在中国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省市总体科技水平发展不均造成的;FDI在中国的地区非均衡增长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技术创新能力与FDI区域分布非均衡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创新能力、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等因素对FDI在中国各省区的集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FDI区域分布非均衡性。运用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吸引FDI方面,国内地区市场和国外市场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同时技术创新能力可以显著地吸引FDI进入。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流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FDI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二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之所以提升,主要是由于FDI增加使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部分增长,同时抑制了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三是流入西部地区的FDI对人力资本结构提升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流入西部地区的FDI量小,对各层次人力资本部分的影响均不显著的缘故.     

影响FDI区位选择因素的Panel Data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FDI规模加大,但FDI在中部六省区域分布又表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在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部六省2000-2009年统计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固定投资水平、GDP、集聚效应仍是中部FDI的主要引向因素,而第三产业比值及研发支出的相关性相对较低,说明中部地区吸引FDI仍处于"数量型",对外资的质量水平重视不够.     

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FDI流量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较明显的正面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则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间接的负面效应,而对东、中西部就业数量的总体就业效应为正,就业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因此,应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向分流引导,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中国贸易出口结构与FDI的实证分析

针对FDI与贸易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FDI的流入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我国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而FDI流入对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首先做了简单的相关文献综述,然后对历史数据做实证分析,并运用Granger模型进行检验,最后针对实证结果做了理论的解释。     

开放条件下FDI企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除继续高速增长外,其区域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向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其它地区的某些省份转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种转移有加剧的迹象。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对FDI在我国地区间转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比较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FDI的状况,然后对影响FDI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珠三角地区土地成本升高加速FDI企业向长三角地区转移,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促使FDI向本地区转移,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和生活水平提高增大了地区市场容量,从而促进FDI企业向本地区转移,企业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提高对FDI企业向本地区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地区引进FDI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本地工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分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地区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本地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FDI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以及在时间趋势上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FDI对中国本地工业企业在总体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其中中西部地区FDI的溢出效应高于剔除三大直辖市后的东部地区,而且三大直辖市除外的东部其他省区获得的溢出效应从时间趋势上看有所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