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赚钱自传(连载六)

再努力也不赚钱的生意大部分的人们即使关系相当亲密,也有两件事不愿意公开。一件是自己的性问题,另外一件是本身有多少财产,收入多少。不过,关于性方面的问题,虽然本人很保密,但周刊杂志或妇女杂志却连次数都详细刊出来。况且发现自己身体不正常的人,总得去寻找性博士。为了让医生替你治病,什么秘密都要说出来。同样的,为自己财产的问题而来找我商量时,若非据实说出其资产收入,我就无法给予适当的答复。由于这样,我直接接触了各种人的秘密。并且与许多人接触之间,不知不觉变成在接受名片,问了职业,和两三个问题后,对方不必再说什么,我已大略猜得出这个人有多少收入。     

本期重要机构索引

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第一盒名片．看着这张小纸片．心想有了这个小玩意儿．以后就不用再费劲找纸笔让对方记下联系方式了。我的名片很简单．上面只有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不过这已经足够让我小小地虚荣一把了。名片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只是记录了我的联系方式．因为在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看来．有名片就象征着身份。那时候刚毕业的同学中有名片的还不多．在递名片的时候颇有一种成就感。     

“温州形象大使”应邀访日:“温州模式”声震东瀛

被海内外广泛称颂的“温州模式”,近日再次在东瀛日本引起反响。应日本经济协会和日本著名大学庆应大学的邀请,并由日本政府提供费用,温州市政协常委、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高级经济师,于     

名片上的教授

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第一盒名片,看着这张小纸片,心想有了这个小玩意儿,以后就不用再费劲找纸笔让对方记下联系方式了.我的名片很简单,上面只有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不过这已经足够让我小小地虚荣一把了.名片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只是记录了我的联系方式,因为在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看来,有名片就象征着身份.那时候刚毕业的同学中有名片的还不多,在递名片的时候颇有一种成就感.     

日本仙台“跑道上”随想

我这次是第三次到日本,前两次都在东京,这次决定换个环境,于是选择了位于日本东北部仙台市的东北大学,一来看看鲁迅先生的故居,二来看看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后重建情况.仙台是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无论从东北大学的哪个校园走着到车站也都用不了半个小时,3条东西向和两条南北向大公路把仙台市织在一起,非常清晰,绝对迷不了路.因为小,购物非常方便,也非常宜居.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条"跑道",每天早晚都要到那里跑步,一来锻炼身体,二来认识一些日本人,可以练习会话,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仙台市民生活的缩影.我每天早上6点(北京时间5点)多起床,简单梳洗后直奔跑道.     

Y君的困惑

Y君,带有点中国味的东京人,也是我在早大比较要好的日本朋友之一。尽管有时候说起中国话,有点文绉绉,偏书面化,但并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的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涯都在北大度过,后来被早大的一个老教授看中就回日本继续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他当初的一个北大同学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也到我们的研究中心工作。提起Y君的时候,就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再用看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他,十年的中国生活已经让他变得非常Chinese了。     

以色列奇迹

本书回答了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以色列——一个仅有710万人口、笼罩着战争阴影、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公司，甚至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英国等大国都多？     

日本企业的成功之道

人才战略是日本企业的成功之道。日本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善于动员人力,合理安排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协调工作,有效地将人的作用渗透到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而这些措施,都是从“挖根”这一信念及其实践开始的。所谓“挖根”,就是指围绕树根小心挖土,以便移植树苗。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工业社会学吉田青泽教授认为,谨慎的策略必须建立在群策群力、舆论一致的基础上。在日本经济活动中,意见一致是使决策得以稳固的粘合剂。同时,取得意见一致的过程会产生沟通渠道、交流信息的活力,下情上达,然后,又带着上面赋予的特     

访日见闻

<正> 情况与印象以乌家培同志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代表团前不久访问了日本,先后对京都、大阪、神户、东京、庆应义塾、一桥、筑波等七所大学的经济学部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考察,对经济企划厅、日本银行、国土厅等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也进行了了解,还参观了山达梨威士忌酒厂、大阪煤气公司、综合电子技术研究所、情报计算中心、神户人工岛等单位和地区。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与日本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应用工作者进行座谈交流,了解日本技术经济(或相近学科)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情况。     

压力管理战略

最早的过劳死这个名词和症状都是从日本发现的，日本也是10多年前才承认过劳死是一种疾病。现在日本每年都有1万多人过劳死，而且我跟踪发现，大多数过劳死都是白领，蓝领工人很少会过劳死。而且过劳死有一个特点，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猝死之前其实是有大量征兆的，但这些人的投入性太高，所以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些征兆。     

罐式集装箱在全球多式联运中的应用与建议

从多式联运角度来说,全世界最先进的多式联运的装备,基本都在中国的制造的.大家可以看到,跟多式联运有关的,不管是美国、日本、德国,到国外一看港口里面,陆地上跑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对于多式联运的行业发展来讲,我们既有天时,也有地利,更有人和.只是看大家如何一起合力去推进,这应该是一个迫在眉睫、很有潜力的市场.     

中国城市养老方式的选择

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撰写的《银发中国》调查报告,是在去年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被提交的。该报告认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及所带来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一、家庭养老——最传统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通常是指家庭所具有的让老年人(60岁以上的人口)通过家庭(特别是子孙后代)的赡养安度晚…     

群雄并起的电子阅读器

在中国这个连一年看一本书都不到50％人口的国度，纵然将书籍的价格一降再降（但不是免费），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买单，还是未知数。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我国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吴敬琏老师长期关注着的一大研究领域.我国改革以来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之所以备受人们重视,我想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12亿多人口和9亿多农民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然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中国,农业不发展,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什么事情就都难以真正做好.二是中国的改革,是在农村率先突破并首战告捷的,21年来我国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有许多基本经验乃至具体做法都源自于农村的改革.     

增长、发展与社会公正——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9届论坛综述

正2014年5月23～26日,"增长、发展与社会公正——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9届论坛"在越南社会科学院(河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越南、老挝、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乌克兰、葡萄牙、荷兰、澳大利亚、南非等22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Pham Van Duc)教授主持开幕式,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家庭里电器的脱胎换骨,最初都是在日本产品的笼罩下。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日本访问回来的亲戚送给我一部很小巧的日本索尼录音机学英语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日本电器产品,此前就见过别致的日本尖头筷子。那精制的“日本制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中国国产的录音机黑乎乎的,有砖头那么大。我家里使用的第一台电视、冰箱、录像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几乎都是日本的产品。我儿子玩的电子宠物和电子游戏还是日本的。松下、索尼、东芝、三菱等日本株式会社,都是中国新一代耳熟能详的名字。日本电器的性能…     

中国离现代教育制度有多远

中国距离现代教育制度到底有多远？面对这个问题，恐怕准都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回答，但这并不是我们回避这一问题的借口。近日公布的最新《（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二零零八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名次大幅滑落，由去年的第36位跌至今年的第50位。中国虽然有4所大学登上世界最佳大学榜50强，但其他3所都是来自香港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樱花烂漫为谁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樱花大道这头，而我在樱花大道那头。”武汉大学的樱花让这所国内知名大学更负盛名，更让武大学子由最初的抱怨变得无奈。据悉，2011年武大樱花节第一天涌入的客流量为30万人，而今年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武大的客流量也达到了10万多人。     

我的学术自传

<正>1954年12月,我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说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在中国大部分乡村都已经通了公路的今天,我的家乡至今尚未通汽车。我的父母都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不会认的“睁眼瞎”,他们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读了小学、初中、高中,上了中师,进了大学,接受了23年的正规教育。199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做“教书匠”。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分会常务理事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学科组成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改革》杂志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太平洋学报》、《首都经贸大学学报》等多家学术刊物编委,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其他社会兼职10多项;承担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10多项,获得北京市、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各类优秀成果奖10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政府效率”等。 我生性耿直,木讷于言,拙于人际,天赋不高,勤奋为本。一生无多爱好,唯有读书坦然。自1981年大学本科期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科学》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截至目前为止,发表了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12部。为了养     

像美国人一样生活？

读到《南风窗》2008年第10期上的专栏文章《中国人口是多少？4300万!》，我很有些惊讶。惊讶的不仅是眼球效应下题目的耸人听闻，不仅是中国消费和美国消费以及中国“消费力”与美国“消费力”对比的巨大反差，还不仅是作者提出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国民消费率的政策建议，更有文章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的强烈信息——美国还是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标杆，他国只当学习之、模仿之，就连吃喝拉撒睡之类的日常消费也不得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