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

国人婚配年龄的变迁,一直缺乏长期性数据;婚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实证性的长期数据.利用CGSS2005数据.对五代人(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加以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早婚、不婚、晚婚、集中成婚等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揭示了各自独立和彼此承接的关系和特点.     

人口流动与初婚机会:福音还是梦魇?——基于CGSS2015数据的分析

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时代特征,人口流动给个体初婚带来怎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流动总体上推迟了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风险率;人口流动对初婚风险率的负向影响呈现代际递增趋势;与女性相比,农村男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初婚概率,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初婚不利处境;社会阶层地位对个人初婚有重要影响,不仅直接促进了个人初婚,也显著降低人口流动对初婚的负向影响;在扩大的婚姻市场中,农村底层男性成为婚姻竞争的失败者,也是婚姻挤压情境下终身不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透过婚姻市场的竞争规则得以强化和延续。农村底层男性所面临的阶层边缘化和初婚机会减少的双重困境,需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城市文化资本视角下大学生城市融入调查分析——基于武汉市调查数据

借鉴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及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设计,调查了武汉市大学生的城市融入情况,分析影响大学生融入城市现状,并提出结合大学生群体特征和城市文化资本,城市应注重文化资本积累,增强城市吸引力;完善各项制度和管理体制;加强城市形象宣传;包容万象的城市心态。     

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社会经济差异的年龄模式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和健康不平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间存在稳定的正向梯度关系,但对这一关系如何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却了解得不多.使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和集中指数分析了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社会经济差异的年龄模式.结果表明,我国城市老年人ADL丧失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ADL丧失的社会经济差异却随着年龄增长而缩小,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提示,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前和老年早期,缩小健康社会经济差异对于推迟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非常重要.     

女性主妇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

中国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女性主妇化的关注.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性别观念、二元劳动力市场、新经济新技术三个方面解读了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拥有传统性别观念、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缺少家用电器使用的已婚女性更可能成为家庭主妇.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80前”已婚女性主要受年龄、教育程度、户籍、性别意识的影响,“80后”已婚女性主要受居住地、子女年龄和工作行业的影响.     

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工资残差不平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行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非单调关系.研究表明,出口强度与不平等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不平等首先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而上升,到达顶峰之后逐步回落,实证结果在多项扩展研究中表现稳健.本文进一步利用DFL方法将不平等分解为价格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价格效应是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所以出口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技能回报影响不平等.本文认为,中国深化改革离不开扩大开放,工业发展需要瞄准精加工、提升产品质量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从而达到提升出口强度、获取出口工资溢价、提高行业整体收入水平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降低行业内的收入分化,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水上商机——2014年度中国游艇会数据调查报告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游艇行业销售遭遇瓶颈,但随着国家大力推广海洋文化,鼓励海洋旅游的政策不断出台,游艇行业将迎来发展的良机。游艇会作为游艇行业发展的指标,承担着游艇停泊及使用的重要任务,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整个游艇行业的发展,大批地产项目纷纷加入游艇港的建设,推动着游艇行业的发展。但是,目前国内尚没有较完整的游艇港基础数据资料。鉴于此,海之蓝对游艇港进行了基础数据调查。本次报告共统计149家游艇会数据,其中102家已经建成可投入使用泊位,而     

城市外来商人的社会网络建构——基于义乌的调查和研究

义乌外来人口130余万,本地人口70余万,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在130多万外来建设者中,其中来自江西、河南、安徽的外来人口分别达到252万、167万、15万人;来自浙江省内其他县市的外来人口达到126万人,并以省内的金华、温州市人口为主。     

环境信息披露、智慧城市建设与地区出口贸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影响机制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6年中国258个地级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及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地区出口的影响与机制,并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地区出口,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地区出口,智慧城市建设强化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地区出口的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主要因产业结构变化、外资流入降低及金融发展冲击等渠道对地区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II型大城市、特大城市及一般城市的环境信息披露出口抑制作用更显著。     

城市蔓延与服务业发展——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优化利用城市内部空间是新型城镇化的焦点。从财政分权和城市政府间竞争的角度建立城市空间蔓延模型,基于服务需求密度的模型突出城市蔓延对服务业发展的抑制作用。理论分析和基于城市数据的计量检验显示:城市政府拥有越高的财政分权、城市间竞争越激烈、交通基础设施越便利,城市空间蔓延就越快;城市空间快速蔓延、人口密度下降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增长。     

心理资本对农民城市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乡村的调查数据

为研究心理资本对农民城市创业意愿的影响,通过河南乡村的调查数据,对其创业意愿进行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心理资本与农民城市创业意愿相关,且乐观度、自我效能感与农民城市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从而提出鼓励农民城市创业的对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落实。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6—2011年中国省际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过度扩张而中、小城市发育不足的失衡结构,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体系协调发展,促进中、小城市充分发育,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被强化,结构失衡的城市化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注重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化路径,则能够更为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非传统新古典城市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理论模型,利用1999—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共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这种影响没有迅速传导到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公共投资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更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要素市场在调节城市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城市理性增长的趋势已日益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则主要由非市场因素推动,政府主导的、蔓延式增长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增长的主流模式。     

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需求增长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环节。本文采用2009年和2002年中国六个省份与直辖市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总服务性消费与各分项服务性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发现家庭收入、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人口性别结构及家庭其他特征变量和城镇人口规模等因素均对我国居民家庭总服务性消费需求和分项服务性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但我国潜在的服务性消费需求还远没有转化为现实需求。本文认为应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服务消费条件和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形成一批人口规模适度的城镇,以此促进家庭服务性消费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关注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环境,提高女性就业机会和受教育年限,有利于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的增长。     

中国劳动者主客观就业质量的变动趋势——基于年龄和队列视角的分析

结合宏观社会进程和微观生命周期视角,将主观和客观就业质量置于同一框架下,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考察主客观就业质量的队列效应,然后引入交叉项分析年龄效应的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1)控制年龄效应后,工作满意度的队列效应不再显著,工资收入的队列效应曲线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形态,60、70后工资收入最低;(2)随年龄增加,工资收入呈倒U型曲线,工作满意度呈U型曲线,38-39岁是生命周期中工资收入最高、工作满意度最低的时期;(3)性别、教育、城乡等因素具有不同队列变迁趋势和年龄效应,政府要制定精细化、差别化政策,营造促进中青年和年长劳动者就业质量共同提升的包容性就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