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浅议国民幸福指数与GDP

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从主观生活质量视角观察我国经济发展

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不尽人意、社会公平欠缺等不利于幸福感提升的因素。探寻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经济发展路径：转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的政治结构，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市场公平交易的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道路。     

信用卡支付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基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的研究

信用卡是一项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现有研究多数止步于信用卡的消费溢价效应,尚未关注其终极福祉效应.文章基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分析了信用卡支付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理,阐述了其并联机制和串联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评估了信用卡支付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识别了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用卡支付显著侵蚀了持卡人的主观幸福感,幸福侵蚀效应是通过串联机制而非并联机制传导的.具体来说,信用卡支付经由欲望膨胀渠道和消费实现渠道所构成的串联机制,降低了持卡人的主观幸福感.另外,信用卡支付的幸福侵蚀效应会因使用动机、家中地位以及城乡和地区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问世,“幸福”逐渐走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国外学者以主观幸福感的度量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中心,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幸福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市场主体行为;人口学特征;环境因素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反作用于就业、创业、消费等。幸福经济学是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核心进行探索,把幸福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可见幸福经济学的影响已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幸福经济学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